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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学研究论文范文

草原学研究论文

草原学研究论文范文第1篇

纵观岩画研究的历史不难发现,中国是最早以文献形式记载岩画的国家,《韩非子》《史记》等先秦和秦汉时期的典籍中已有相关记载。《水经注》是北魏时期地理学家郦道元留下的巨著,其中《河水》篇中关于北方草原岩画的记载和描述尤为详尽:“山石之上,自然有文,尽若战马之状”“故亦谓之画石山也”。在此,我们且不论先秦、秦汉,就是北魏距今也有千年之久,其历史价值不言而喻。然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上述有关岩画的重要记载长期以来一直湮灭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之中,确实遗憾。20世纪末叶以来,随着北方草原岩画考古的深入,研究者开始用一种新的视角审视岩画与中国北方草原音乐文化的关系、与蒙古族音乐的关系,颇具创意。时至今日,有关北方草原岩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主要标志是,继《阴山岩画》《乌兰察布岩画》《巴丹吉林沙漠岩画》等早期研究著作问世之后,《贺兰山与北山岩画》《红山岩画》《达茂岩画》《西桌子山岩画》等著作陆续出版,其研究成果所包括的范围涵盖了整个北方草原。与此同时,《古代岩画》《中国岩画》《中国岩画艺术》等诸多有关岩画研究的理论著作相继问世。上述有关岩画的研究成果对草原音乐文化,特别是蒙古族音乐的研究者来说具有重要价值。其原因是:材料不仅完整、系统,更具原生性质,实属难得。但我们在肯定成果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就研究的深度而言,目前仍处于初始阶段,可以拓展的空间很大。

二、蒙古音乐与草原音乐的关系问题。

蒙古族集草原文化之大成,这已经是学界的共识,应该说音乐文化也在其中。我们所说的“集大成”不仅体现在宏观视域,也包括实例佐证。就宏观而言,历史上曾经生活在中国北方草原的匈奴、乌桓、鲜卑、党项、契丹和奚等游牧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创造了各自的文化,这些文化用“辉煌灿烂”来表述很是准确。从文化生成的环境看,上文所涉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文化具有鲜明的同源性。也就说,这些民族文化所生成、所依附的自然环境是一致的,其范围同在被称为“草原地貌脊梁”的阴山——大兴安岭山脉和南北两麓的广阔草原。在此,我们将其概括为所处的自然环境一致、社会环境一致、生产方式一致。正因为如此,以上民族在文化(包括音乐文化)上表现出了较多的一致性或相似性。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蒙古族代之而起,成了这块广袤土地的统治者。就生产方式等而言,蒙古族与此前的民族存在着明显的继承性。正是这种继承性导致学界从“同源角度”看蒙古族和其之前民族在音乐方面的联系,并且得出了“蒙古族的乐器潮尔、四湖等都是从奚琴演变派生而来的”之结论。就实例佐证而言,同样不乏例证。据有关文献记载,成吉思汗“从西夏征用旧乐”,窝阔台“在燕京征用金朝太常寺遗留的雅乐”。进入忽必烈时期,活跃在宫廷中乐师、乐士、舞者数以百计,有的来自草原,有的来自内地。不难看出,蒙古族音乐与曾经存在于草原上的各个北方游牧民族的音乐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二者互为依存。离开了对草原音乐文化的研究,对蒙古族音乐,特别是蒙古族早期音乐的研究就不可能深入;而将草原音乐文化的研究不适当地放大,就会偏离研究的主体,进而失之偏颇。

三、有关早期蒙古音乐的系统研究问题。

对早期蒙古族音乐的系统研究到涉及到音乐本体,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因研究力量较为薄弱,研究方法较为滞后,研究所需的基础材料较为缺乏等原因,目前对此问题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其成果缺乏系统性和学理性。正因如此,草原岩画的恰当“介入”,会从另一个侧面推动研究领域的拓宽和相关问题的解决。所谓系统研究离不开音乐形态、基本特征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解决,此前的研究者已付出了相当多的努力,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有学者将早期蒙古族音乐的基本特征概括为“曲调简短,节奏急促”“粗犷有力,稚拙古朴”;另有学者将蒙古族早期的音乐,也就是“狩猎经济时代”的音乐置于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加以关照,并提出“歌、舞、乐融于一体,唱歌跳舞、游戏娱乐”“边唱边舞”的观点,在业界具有很大的影响。以上论述对于早期蒙古族的音乐文化研究之所以有导向意义,其根本原因在于透过现象而关注了问题的本质,进而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路径。通过对具体的岩画作品进行分析、解读,不难发现,在如此众多的画面中,粗犷有力、稚拙古朴的作品不在少数,而将歌、舞、乐融于一体,在同一时空内唱歌跳舞者也可谓比比皆是,如果将其视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找出具有规律性的东西并非没有可能。

四、结语

草原学研究论文范文第2篇

一、研究方法

当前,对生态移民的文章主要集中在期刊论文、硕博士学位论文以及少量的书籍中。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对中国知网CNKI期刊数据库中的论文进行搜索,检索当前相关的学术论文。截至2012年10月,发现在期刊数据库中,以“生态移民”为关键词输入题名共有440篇相关文章,其中核心以上期刊共有145篇。在具体研究过程中,考虑到文章的代表性与权威性,又以这145篇论文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同时,对研究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类,分为生态移民理论问题、安置模式与政策问题及社会文化问题三个方面。初步来看,理论类问题主要包括生态移民的定义、分类、基本原则等问题;生态移民的安置模式与政策类问题主要包括生态移民的扶贫、经济补偿、后续发展、安置政策、安置模式等问题;社会文化类问题主要包括社会整合、融合问题,思想文化变迁等问题。基于上述的分类方法,笔者对145篇论文进行了初步统计,来具体分析当前的研究内容。在统计过程中,由于部分论文与研究主题相关性不大,做删除处理。通过表1,可以发现有关生态移民的安置模式与政策问题与社会文化问题的论文数量较多,两者之和超过95%。其中,有关生态移民的安置模式与政策的研究论文数量在当前来说是最多的。从研究论文的总体数量上来看也有一个趋势走向,在1993-2002这十年间,相关的论文数量并不多,只有8篇。但自从2004年以后,相关论文数量开始逐渐增多,一直保持在两位数,可以说生态移民问题研究开始得到学术界的关注。在此,需要说明一下,在2004年7月30-31日,“生态移民:实践与经验”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此次会议就生态移民的实践和理论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虽然学术界还存在许多不同意见,但是就建立事先评估机制及生态效益长远评价体系必要性等方面则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并对相关学术问题进行了全面而热烈的讨论。正是这次会议的召开,增进了我国学术界对生态移民问题的关注。

二、基本概念等理论问题

当前,学术界对于生态移民的研究在理论层面主要集中于定义、分类、必要性等问题研究。但对生态移民的相关内容进行梳理之后,发现上述问题还存在着较大的争论,需要进一步进行分析。

(一)生态移民的定义学术界对生态移民的定义说法存在很大差异。1.关注经济利益层面:葛根高娃、乌云巴图认为,生态移民是指由生态环境恶化,导致人们的短期或长期生存利益受到损害,从而迫使人们更换生活地点,调整生活方式的一种经济行为。[1]2.关注政府行政层面:刘学敏认为,生态移民就是从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经济出发,把原来位于环境脆弱地区高度分散的人口,通过移民的方式集中起来,形成新的村镇,在生态脆弱地区达到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2]3.关注生态环境保护层面:包智明认为,生态移民是因为生态环境恶化或为了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所发生的迁移活动,以及由此活动而产生的迁移人口。[3]4.关注的多目标性:方兵和彭志光认为,生态移民从保护生态脆弱区的生态环境出发,既考虑移民能致富奔小康,又不能破坏迁入地近期和长远生态环境,同时保护迁入地原居民利益不受损害,是多目标移民。[4]的确,当前对生态移民的定义从不同的关注角度予以了各自的解读,但是,笔者认为就生态移民所应该关注的对象与性质来看,生态移民是“生态”+“移民”概念的结合,移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生态的变化或影响,其应具有的性质是生态性质的,移民应是以生态保护为前提条件的。所以,笔者认为生态移民首要关注的问题就是生态环境保护,其定义也需要从生态环境保护为起点,作为生态移民的主要内容构成。在此,笔者同意包智明给出的定义,生态移民是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或者为了改善生态环境,由此产生的人口迁移活动。

(二)生态移民的分类生态移民的分类方法很多,有关注移民的原因、移民的方式、自愿的程度、迁徙的规模、移民的社会融合情况等多种类型。1.从生态移民的迁徙原因来看:①生态环境破坏型,即生态环境严重破坏或崩溃,人类在其中难以继续生存下去,并且在短时间内生态环境也难以恢复,人类需要从当时当地的生态环境中迁徙出来。②生态环境改善型,在一定的区域内,由于人类的生产生活等活动直接或间接地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与破坏,生态环境在逐渐地退化或难以正常维持下去,需要通过迁徙当地的人口来减小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使得生态环境能够逐渐好转。2.从生态移民的方式来看:①自发性的生态移民,指人类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或短时间内的崩溃,难以继续在当地生存下去,为了自身的利益与生存的需求,自发地从生态环境恶化区域迁徙出来,在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定居下来。②政府主导型,指生态移民主要是在政府的主导之下进行的,政府通过具体的政策与措施,进行有规划、有组织的移民活动,出于保护人类的基本生存需要或者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生态环境等。当前,生态移民还是主要以政府主导型的生态移民为主,通过这种自上而下的生态移民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也促进当地生态移民的生活条件的改善,但由此而生的各类问题也不断增加。3.从自愿的程度来看:①自愿性生态移民,在生态移民过程中具有自愿选择的权利,能够自己决定迁徙或者不迁徙,一般来说,自愿性的生态移民主要还是在一些环境恶化程度不太严重或不是出于特定对象的保护的条件下进行。②非自愿性生态移民,出于保护特定的生态自然保护区或生态功能区,在政府行政权力等条件的要求下,区域内的人口需要在一段时间内迁徙出去,移民往往没有自己是否迁徙的决定权,需要遵从相关的规范要求从该区域内迁徙出去。4.从生态移民后的社会融入与文化适应角度来看:①文化融合型模式,即生态移民在迁入地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社会文化背景与原先的相同或者一致,能够完全融合进去,不存在日常生产生活方面的障碍。这种形式主要体现在短距离的生态移民,或者某些特定的少数民族等具有较强的民族特色或宗教文化特征的群体中。②文化适应型模式,即生态移民在迁入地的生产生活以及社会文化方面与原先的存在差异但不排斥,生态移民需要在新的地域内通过一段时间的适应期来予以调整,最后能够较好地融入到当地的生产生活中去。③文化排斥型模式,即生态移民作为一个外来的迁入者,往往难以适应当地的生活习惯,所信奉的宗教文化与价值观念具有极大的差异,形成了相互之间的文化排斥或文化对立,容易造成群体之间的冲突与矛盾。这种移民模式所造成的损失与代价是十分巨大的。除了以上的几种分类以外,有的学者根据迁移后的主导产业,把生态移民分为牧转农业型、舍饲养畜型、非农牧业型和产业无变化型等。[3]有的根据迁移距离,分为就地迁移(或近距离迁移)与异地迁移(或远距离迁移)。[5]关注不同的方面,提出不同移民类型。这也提醒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需要从自身研究的关注角度来对生态移民进行分类,才能够建立一个分析的基础与平台,有助于形成一个研究框架与结构,进行下一步的研究。

(三)生态移民的必要性1.从扶贫与后续经济发展角度。生态移民能够帮助贫困地区的居民摆脱贫困,并在后续的产业发展与经济水平提高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如阿布力孜•玉素甫指出新疆大多数贫困人口生活在生态环境恶劣的地区,人们在继续生存问题上遇到了危机,扶贫工作往往事倍功半,甚至几倍地投人也难以实现稳定脱贫。要改变目前这种落后的状况,较好的办法只有通过生态移民,把贫困人口从不适宜居住的地区转移到生产、生活条件较好的地区妥善安置,使其在新的环境中真正实现安居乐业,以及快速地解决温饱问题,提高生活水平。[6]正是通过生态移民的方式,能够帮助当地居民摆脱贫困,改善自身的生存条件,能够在短期内脱贫致富。也有从后期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待生态移民的必要性:一方面,通过生态移民,可以帮助生态环境的恢复或保护,能够在当地形成较好的旅游观光资源,促进旅游产业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从生态移民本身来说,迁入到资源条件与技术水平较高的地区,可以利用当地的资源,结合相应的政策条件,可以帮助生态移民从事相应的农业、畜牧业等其他后续产业,克服经济上的障碍,增加自身的经济收入,形成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2.从保护生态环境角度。主张生态移民是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能够避免生态环境遭到人类进一步的破坏,能够保持生态系统的自身稳定性与完整性。卿向阳认为,要实现为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的保护区设立终极目的,必须对现有的保护区管理系统实施调整与完善,建立具有政府管理职能的资源保护特区,选择以城镇化为主要方式的保护区内就近生态移民,构建科学的自然保护区层次,形成政府(资源保护特区)与民族居民的资源保护利益共同体。[7]闫喜凤指出,大小兴安岭生态功能保护区生态移民能有效保护生态功能区的森林资源,为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赢得更大的生态空间。[8]生态移民的一个最为主要的目的就是能够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正是从这个基本的要求出发,通过移民的方式来保护生态与维持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保护生态环境是以生态环境作为中心,从生态的利益来考虑问题,可以看作是“非人类中心主义”,区别于上文的扶贫与经济发展的角度。3.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生态移民不仅有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而且也能够促进人类健康地发展,以实现人与生态的和谐共处。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更多的是从人类自身的角度出发,体现了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朱儒顺,史俊宏从草原牧区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分析,认为为了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人类能够与生态环境友好相处。对草原牧区生态移民可持续性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进一步发展的思路:选择人口、资源与环境相协调发展的区域为移民点,移民过程中需要防止“政府悖论”,走开发型生态移民道路,政府相关部门参与牧民转移,鼓励企业参与牧民转移,设立生态环境税和生态移民转移支付制度等。[9]李耀松等通过考察宁夏生态移民,指出宁夏生态移民极大地改善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拓宽了农民致富的空间,恢复和保护了迁出地的生态环境,促进了民族团结。但依然需要完善宁夏移民法规政策体系、强化移民技能教育培训、把产业开发作为宁夏移民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无疑成为宁夏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的着力点。[10]

三、安置模式与政策问题

生态移民的安置模式与政策的问题的研究,主要是涉及扶贫、反贫困,移民的补偿标准,移民后的产业发展问题,社会保障机制等问题。本文主要关注前三个问题。

(一)扶贫、反贫困问题当前,对于生态移民的扶贫与反贫困问题的相关研究比较多,主要的论述集中于生态移民的扶贫效果上,有的生态移民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有的移民在迁徙之后却没有改善自身的贫困状况甚至贫困问题进一步恶化。田朝晖等在论述三江源生态移民的贫困问题时,指出生态移民与反贫困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联。从制度设计上说,生态移民向来被视为反贫困的重要举措,它可以通过改变贫困人口的生存空间,突破制约生存发展的环境约束,从而达到改变贫困人口生存状态的目的,所以生态移民对于摆脱因环境压力造成的基础性贫困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三江源生态移民的贫困状况并没有改变,因为三江源生态移民在移民之前就存在原生性的贫困。三江源生态移民在迁移前尚且可以从事畜牧业生产获得一定的收入,但是,他们在迁移之后,连通过放牧获得经济收入的机会都缺失了。所以,需要通过增加相应的生态移民救助机制来帮助移民克服贫困问题。[11]王永平等在考察了贵州的生态移民之后,指出实施扶贫生态移民工程,既是推动新时期贵州扶贫攻坚行之有效的途径,又是保护和恢复脆弱生态环境的重大战略举措。总结过去易地扶贫搬迁的成功经验,在深入调研、摸清底数的基础上,2011年贵州省委、省政府提出把实施150万扶贫生态移民工程作为从根本上解决居住在生态环境脆弱、生态区位重要和自然条件恶劣地区农村人口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促进贫困地区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12]当然,对于扶贫与反贫困问题,仍然还有许多需要不断完善的方面,例如在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移民的资金还很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扶贫力度。西部地区的国债资金数量有限,不能完全满足各地全面实施的移民搬迁。需要不断争取多渠道来筹措资金,能够形成全社会扶贫开发的整体合力。[13]但不容否认,生态移民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大部分原先生活在生态环境恶劣条件下的居民摆脱了贫困,在国家与政府相关的政策扶持下,找到了新的谋生方式,生活水平也逐渐提高。在移民之后,也暴露了许多新的问题,需要相关的政府部门予以关注,能够从实际出发,考虑到移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帮助移民克服各种困难,逐渐消除移民的贫困问题。

(二)生态移民的经济补偿问题对于生态移民的经济补偿问题,在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表现,所出现的问题也是各种各样的。归纳起来,主要有补偿资金的数量不足,补偿的标准的确定随意性较大,移民实际享受到的补偿不到位等问题。具体来看,首先,当前我国很多的生态补偿与扶贫项目结合在一起,对补偿资金数量不足往往也容易造成生态移民的贫困问题。这可以与上文的扶贫与反贫困问题联系起来。对于资金不足可以分为几种情况,有的是政府的前期投入不足,难以满足移民最基本的生活成本。有的是由于生态移民的生存区域发生变化,对于其原居住地的生活成本难以满足其迁入地的成本要求等。其次,当前生态移民的补偿标准确定的随意性较大。李媛媛在考察内蒙古牧区生态移民过程中发现,相关部门不考虑移出地区和移入地区的实际情况,所制定的生态移民补偿标准缺乏充分的科学论证,相关的“移民补助金”标准缺乏依据。对于这种关系到移民能否“搬得出、稳得住”的问题,政策制定的随意性较大,不乏领导的拍脑门决定,致使生态移民行政补偿标准不足以弥补牧民的损失,能致富成为一句空话。[14]再次,当前很多生态移民所能享受的补偿并不到位。相关的经济补偿的信息公开制度还不健全,生态移民不了解相关的补偿政策文件,对补偿数额也一无所知。同时,移民补偿资金在下拨过程中经常被层层截留,相关利益部门都利用自己的权力来获取自身利益,导致生态移民补偿资金难以全部到达移民手中。所以,提高生态移民的补偿标准,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体系,确保补偿金准确、及时到位,促进补偿金信息及时公开是当务之急。

(三)生态移民后续产业发展问题生态移民后续产业的发展存在着诸多问题,由于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发展模式,所形成的生态移民后续产业发展问题也具有较大的差异。如马玉成对三江源生态移民的后续产业发展的研究,指出实施生态移民后续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安置区社会发育程度低,发展后续产业的空间和条件差;牧民传统观念和生产生活习惯,限制了生态移民后续产业的发展;资源环境条件,限制了舍饲——半舍饲畜牧业的发展;畜牧业发展水平和产业化经营水平低。[15]李聚才等分析当前宁夏生态移民区肉牛业的发展存在的问题:养殖户融资、贷款困难;环保意识淡,饲养环境差;产业链不健全,屠宰加工环节薄弱;农户饲养水平低,养殖效益不高。[16]赵宗利等对三江源部级自然保护区的考察,分析当前三江源地区生态移民后续产业发展面临着以下困境:安置区自然生态系统脆弱,移民后续产业发展空间不足;安置区经济基础薄弱,产业化进程缓慢,移民就地转产乏力;教育滞后,商品经济意识淡薄,移民劳动力就地、异地转移狭窄;草原生态,藏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制约移民产业拓展。[17]张丽君、王菲分析了西部牧区生态移民后续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迁入地的选择缺乏系统、缜密的实证研究,导致新的生态破坏;移民资金不足,移民的安置和生产生活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受限;后续产业发展滞后,对牧民生产方式转变后的适应性学习培训滞后。[18]但是,总的来说,生态移民后续产业发展需要遵从以下几条原则:1.产业发展应适合当地生态环境与社会环境;2.产业的推广应做好前期宣传、教育与培训工作;3.产业发展应具备一定的技术条件与保障机制;4.产业发展应具有市场空间与利润空间;5.产业发展需要与移民的民族、经济、文化等特点相符。

四、社会文化问题

生态移民迁入到一个新的环境,脱离了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但并没能很快地放弃传统生存模式和观念而融入新的环境中。因而,容易成为游离于两者之间的新的社会群体。当前,生态移民所面临的社会文化问题主要包括三个。

(一)生产环境和生产方式的适应问题张娟对三江源地区的藏族的生态移民进行考察之后,发现三江源地区的高寒、高山草场决定了生存在这里的藏族牧民只能从事单一的,以游牧为主导的草原畜牧业经济,广袤的草原是其从事生产经营的基本环境。而搬迁后,牧民离开了草原,放弃了游牧,进入了城镇,实现了定居,并探索性的进行创业、立业,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由于缺乏积极性和相应的生产技术,生态移民面对新的生产方式和环境,需要再社会化。[19]包智明、孟琳琳对内蒙古正蓝旗敖力克嘎查的生态移民生产方式进行分析之后,牧民从天然的放牧方式转换到了以奶牛的圈养方式,开始进行人工喂养。这种生产方式对奶牛的饲养技术要求比较高,对毫无经验的牧民来说,开始存在很多的不适应性。[20]生态移民过程中,由于在地理空间上发生了转移,移民所依赖的生产环境与生产方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就以农业生产技术为例,原是牧民身份的移民在迁入农耕区之后就难以从事种植业,缺乏耕地种植的技术,难以确保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同样,从农耕区迁徙到草原地区的居民,在短时间内也难以掌握游牧的谋生方式。所以,对于生态移民尤其是跨区域的移民,需要在移民前对相应的居民进行生产技术的培训与教育,能够确保其掌握最基本的生产技术,以便能够支持自身基本生存要求。

(二)生活方式的适应问题生活方式是一个民族与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之间长期互动的结果,是一个特定群体关于衣、食、住、行等的综合性反映。扎陵湖乡生态移民一年四季在黄河源头的草山里过着游牧生活,他们虽然对城市和城市生活有着种种“想法”和“猜测”,但对城镇定居生活却没有“实质性兴趣”。例如,搬迁前,牧民衣有毛皮,食有牛羊肉,住有毡房帐篷,行有牦牛、马,这些基本上都可以通过家庭畜牧业经济而实现自给自足。搬迁后,他们变卖了牲畜,失去了畜牧业经济的载体,衣、食、住、行的需求只能从市场的交换中满足。调查中,牧民R说“:现在我们根本不敢吃肉,肉贵的很,也喝不上牛奶了,出去干啥都要花钱,要是像以前一样,天天吃肉,喝牛奶,政府给的钱根本不够花啊。”由自给自足变为市场交换,牧民稳定的生活出现了很大的变数。生活习惯和方式的差异成为影响牧民适应性差的主要因素。[19]通过田晓娟对同心县生态移民的生活的调查研究之后,发现移民在生活支出、饮食结构、衣着消费、居住形式、交通通信等几个方面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期之后,相应的满意度还是比较高的,能够很好地适应移民区的生活方式。在新的生存环境中,民族传统文化面临着与异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民族或区域传统文化的保留、继承和发扬,需要在生态移民社区管理、房屋规划过程中,融入民族文化特色;同时,允许一些不愿意和不适合搬迁的人留在原居住地从事生产,为民族传统文化提供生存和发展空间。[22]所以说,对于生活方式的适应存在着地区间的差异,生态移民在进行迁移之后,在短时间内往往会存在着生活方式的不适应,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有的移民可以适应相应的环境,但有的可能还难以适应下去,给自身的生活上造成了极大地影响。遇到此类情况,需要利用相应的政策机制与条件,来帮助移民在生活方式上融入当地环境中,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三)思想文化的适应问题思想文化的适应问题,可以分为思想观念上变化与文化变迁等问题来予以分别论述。生态移民过程首先是一个思想观念变迁的过程,移民原有的思想观念由于地域环境等特征往往具有其地方性的特色,而在新的环境之下会存在着不适应的状况。张娟在调查中发现,传统思想观念对于移民适应性也有着很强烈的影响,突出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传统财富观念影响移民资本积累,牧民以牛羊数量为财富的标志,并不像农耕民族一样有银行存款,缺乏资本积累意识;二是从业就业观念存在偏见。调查中许多牧民认为像清洁工、街道下水管道修理等社会服务性工作是“很丢人的事情”而不去做。这两个方面的直接负面影响是:使移民后续生产发展缺乏资金支撑,后续转产就业的选择渠道变窄,这种状况影响着移民对城镇生活的适应。[19]而文化变迁则是一个更复杂、更长久的过程。目前,三江源生态移民的文化变迁中道德和价值观的变迁基本上显现不出来。但是,由于他们现在直接面对着具有现代文化意义的城镇文化,一些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滋生和蔓延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不断地冲击和影响着他们的思想意识和思维方式,他们固守的传统道德观、价值观与迁入地的道德价值观之间难免发生碰撞、摩擦、冲突,如果对其不加以正确引导,就有可能出现道德失范、价值失缺的形象,进而影响一方的社会稳定和发展。[23]

五、结论与讨论

草原学研究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汉俑;美术考古学;墓葬;综述

美术考古中关于汉俑的研究数量虽比不上画像石研究,但自20世纪初王国维、罗振玉收录考古资料开始,学者著录、研究绵延不绝至今已逾百年,研究价值和意义不言而喻。研究缘起如王国维说:“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见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商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经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1]1899年殷墟甲骨文字发现,1900年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发现,1900年敦煌遗书发现,1909年罗振玉购得内阁大库之书籍,而俑之发现与前述几乎同时。但前者却是当时最耀眼、最能激动学者的心及研究热情的发现,其发现丰富,保存也尚佳,亟待学者探寻。而一直被视为不祥之物的俑,显然无法吸引受到儒家思想影响的大部分学者,也看不出有解决现实问题的作用和参考意义。且俑未经科学发掘,自身资料积累不丰,时局动荡,一出土即流失。即使是那个时代水平最高也最有眼光的金石学者——罗振玉,也无法展开研究,只能著录和图录以待来者。因此,早期的俑仅存在于个别具有现代意识的金石学家著录图录里,被一些有见识的国外探险家、研究者收藏、盗掘和初步研究。直到郑德坤《中国明器》的出版才算规范形成,引起国内学界重视,开启国内发掘、整理和初步研究潮流。

建国后,全国基本建设使大量古代墓葬被发现并开始了抢救性发掘。重大发现如杨家湾兵马俑、秦始皇兵马俑和汉陵陶俑等,迅速积累的地下资料促使学者从社会、经济、历史、军事、政治等方面进行初步研究。但如巫鸿所言:“虽然对墓俑的著录已有之,但是把它当做严肃艺术品的认真考察只是近年来才开始。”[2]这期间,俑的造型艺术成就和意义还未被认识。本文以为这还与新中国成立后学院派倡导的古典主义潮流密切相关。源自古希腊罗马到意大利文艺复兴再到法国新古典主义的西方写实主义传统,被早期留学法国、成为中央美术学院第一任院长的徐悲鸿先生引入教学,加上前苏联送来的二手欧洲古典主义教育体系,遂成为新中国美术教育、创作、批评和鉴赏的唯一标准。可以想见,对于迅速掌握和熟悉古希腊艺术家花数百年才探索出来的古典主义方法和技巧的新中国艺术工作者而言,对宛若真人的秦始皇陵兵马俑不会感到震惊,庞大数量和模件化生产又不符合19世纪以来对艺术的界定和判断。至于与秦俑迥然有别,与古典主义相去甚远的汉俑,似乎就更谈不上艺术了。第一阶段(1900-1949)为初期收集资料阶段。这个阶段的重要性和价值在于——先驱们塑造了汉俑研究基本框架。即提供范式(Paradigm)①。先驱学者充分认识到俑的研究价值和意义,指出可能的研究方向,即提出共同要解决一系列问题。笔者认为其后的研究基本未超出这个范围,本文的研究也不例外。第二阶段(1949-1974)为考古发现和初步研究阶段。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大规模基本建设使大量古代墓葬被发现和抢救性发掘,迅速积累俑的考古资料,得以展开初步研究。第三阶段(1974-2014)为重大发现和深入研究阶段②。

这阶段成果丰盛,层次丰富,几乎涉及汉俑研究的所有方向。可归纳为:重大或个别发现的详细或简略的介绍和图录文献;分期分区研究;通史性著作;个案研究;区域文化研究;艺术风格研究;审美特征研究;制作工艺研究;社会文化历史动因研究;横向或纵向比较研究;功能目的研究;思想信仰研究;社会性质研究;社会史实研究;军事组织装备研究;社会风俗研究;造型语言研究;制作者研究;政治形势研究;俑的身份研究等。要之,即汉俑自身的研究和作为物质形象资料折射社会、历史、政治、军事、经济、思想等信息的释读。2000年以后,有数篇相关汉俑的硕士论文,两篇研究汉代造型艺术的博士论文。近年自然科学家加入到对制作工艺、制作颜料的科学研究,是值得注意的新动向。上述研究都是由考古学家、历史学家、艺术史学者、美术考古学者、艺术家以及自然科学家完成的。作为美术考古学科的学习者和研究者,笔者也将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展开讨论。其一,从研究视野看,绝大部分研究局限于中国文明内部的变化更替,也就是一些西方学者所认为的,我们国内学者的研究甚至历史书写是一种儒家标准,一种内视的类似东方中心主义的幽闭狭隘的研究。笔者的视线将以长江、黄河流域为中心,向东抵达日本,向北越过长城,向西穿过河西走廊、新疆,越过关键的中亚,到达遥远的西方文明中心——地中海世界。随着近年来对横贯欧亚大草原丝绸之路、青铜之路、玉石之路、黄金之路、草原之路、青金石之路的发现和研究③,俄罗斯学者和中国学者的草原石人研究,中国遗传生物学家与考古学家合作对新疆塔里木盆地等西北和北方边境墓葬保存的古代种族的遗骸DNA研究,安德烈•冈德•弗兰克提出的5000年历史的人类世界体系等[3],都促成笔者的泛欧亚视野。上述研究也表明,古埃及的人像、古希腊的人像、西亚的石雕以及印度的古老偶像,再到草原上游牧人的偶像崇拜传统,在佛教传入中原之前很早就对中国西北和北方边境产生影响了。其二,从方法论看,学者对汉俑的美术史研究、艺术语言和审美特征研究大多从概念入手,以典型个案证之。这让笔者想起巫鸿对美术史方法论思考和建议。他指出,近年西方学者“重构美术史”的尝试和原因,主要努力在概念层次的更新。但这种努力有一种基本的局限是,引进的概念和分析方法绝大部分都是取自西方当代哲学研究、文化研究和视觉研究。而非从对不同文化和艺术传统的实际分析中抽象出来。这种理论构架看上去与传统美术史有别,但仍带有文化片面性。因此,巫泓提出历史研究,通过对实际问题的分析来反思美术史分析概念和方法。即先假设不同美术传统和现象可能具有不同视觉逻辑和文化结构,进而一层层去发掘这种内在逻辑和结构。在发掘过程中不断扩张跨文化、跨学科的广度和深度。为证明其思考方向的可行性,巫鸿以研究墓葬这个具体问题实践他的思考[4]。汉俑出自墓葬,本文的研究方法也基本遵从巫鸿先生的自下而上的思路,在全面掌握材料的基础上展开历史研究的实践。其三,从研究领域看。前述研究者对古代社会认知常常不自觉地以现代平等社会的标准来想象和构建,看不到古代社会和现代社会的鸿沟和区别,即看不到古代社会的秩序是建立在体现人与人的依附关系的等级制度上的。法国社会人类学家杜蒙曾批评社会学领域流行的“社会阶层”概念,指出它在认识其他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时的不适用,这个概念是与西方的现代意识形态相联系的,因为它隐含了人生而平等的观点,寓意了人通过自由竞争可以在不同阶级间流动的理念[5]。对于研究古代世界,有点缘木求鱼。杜蒙认为那是一个与我们现代个人价值观完全相反的集体等级世界[6]。20世纪西方最有影响的古史学家芬利(MosesFinely)也指出,研究古代世界需要另外的概念和模式,不是一个经济占主导的世界,而是一个等级和地位荣誉占主导的整体世界[7]。因此,汉俑研究是古代社会的一种集体研究或整体研究,不可分而论之。俑代表的这个卑微集体或整体处于宏伟金字塔般等级制度的基础部分。

其四,就问题提出看,仅极少数艺术史学者认识到人的形象并非“三代”视觉艺术传统,俑这种人类形象是东周突现,秦汉迅速发展起来的。饶宗颐说过:“研究问题,要穷其源,源清楚了,才能清楚流的脉络。”[8]因此必须提出第一个问题,俑源于何处?第二个问题是,俑为何出现于墓葬?“三代”王族贵族以随葬青铜礼器为区别身份、等级的丧葬制度,并无随葬俑的传统。学者对此解释大多笼统以进化论辅以道德反省,或目的论认为俑是代替人殉而出现的。虽然商代晚期人殉兴盛是确定的,但西周的人殉情况并不清楚。况且东周俑出现后,人殉戛然而止了吗?身临其境的孔子都不这么认为。考古证据和文献告诉我们,东周俑随葬和人殉并行250年。几千年来人殉从未终止过。俑和人殉到底什么关系?同时,还可提出另一套问题来回答上述疑问。如“俑”字义考据、俑之文化起源、俑之造型起源、俑葬之思想起源、俑葬之社会起源、俑葬之制度起源等分别探讨。第三个问题是秦俑和汉俑造型风格差异一直悬而未决,也可以从起源上尝试新的解释。史载“汉承秦制”,秦制是什么制?秦制来源何处?近年来欧亚草原之路的发现和研究,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马家塬战国墓葬的最新发现和研究,让我们对早期秦文化和中国文明的多元化和复杂性有新的认识。这些促使追问汉俑继承的是什么样的秦制?这种风格迥异必定另有原因。第四个问题是早期佛像造像和汉俑的关系,除了郑德坤和滨田耕作外,少有人注意俑在佛教造像艺术民族化、本土化和世俗化进程中扮演何种角色,南北朝时期俑和石窟佛教造像互动暗示什么?第五个问题是日本古坟时代墓前树立土偶习俗和相关传说,以及朝鲜贵族墓汉代无俑或明器随葬。这些和汉俑可能存在某种内在联系。狄宇宙提醒我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历史学家的工作不是去寻找某些历史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或者‘主要’原因,而是尽力去理解不同原因以及不同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9]这些受到汉文化影响的东方邻居的案例都可给汉俑研究以不一样启示和参考。其五,从美术考古学和俑研究的关系看。于宝田指出,中国俑历史悠久,时代递接清晰,文化内涵深奥,牵扯问题繁多,涉及学科庞杂的“文化遗物”。特点为综合博大而占世界“俑史”鳌头。与俑最靠近的研究领域就是考古学和美术史。从“考虑文物的综合价值”科学研究出发,综合两个学科特长,确立“美术考古学”的存在地位——是考古学和美术史互相包含、互为提携而形成的边缘学科。其学科优势在借鉴考古学型、式分类方法去发现时代演变和文化特质,又追究美术史看重的意境美的发现。这样,通过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可达到既能让人感受到考古学中的“时代美”又能让人领略到美术史中的“物质感”的目的。因此,一直为考古学、美术史钟爱的俑研究,在美术考古学中,就被期待既要发挥研究对象的作用,还要承担方法论的探寻,更要展开研究范围的课题拓展。这些对美术考古学这门新兴学科的确立、发展以及特色呈现都非常关键。因此,俑研究在美术考古学中存在,就具有格外重大的意义[10]。

参考文献:

[1]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M]//王国维考古学文辑.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87.

[2]巫鸿.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下[M].郑岩,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588.

[3]吴苑华.世界体系是5000年历史的人类历史体系[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03-14(B05).

[4]巫鸿.美术史十议[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76.

[5]夏希原.发现社会生活的阶序逻辑——路易•杜蒙和他的《阶序人》[J].社会学研究,2008(5):229-241.

[6]杜蒙.阶序人I:卡斯特体系及其衍生现象[M].王志明,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

[7]芬利.古代世界的政治[M].晏绍祥,黄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8]姜伯勤.饶学十论[M].济南:齐鲁书社,2012:198.

[9]罗新,郑诗亮.狄宇宙:丝绸之路的开端不是张骞,战国就出现了[EB/OL].[2015-05-12].

草原学研究论文范文第4篇

奈曼旗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提高农牧民的收入,加强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畜牧业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实现畜牧业现代化.奈曼旗的有关部门要从农牧民的实际出发,发展多样化的服务组织,形成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国家经济技术部门和各种合作经济组织、专业技术协会等农牧民联合组织相结合的服务网络.畜产品的产销和流通,要改变部门分割,产销脱节的状况,发展畜牧业的产业化经营,把生产、加工、销售环节紧密结合起来.积极推进牧科教结合,加强畜牧业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先进应用技术的推广,用现代化科学技术改造传统畜牧业.要提高农牧民收入、改善农牧民生活,必须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加快提高畜牧业生产率、加快发展畜牧业,支持规模化饲养,提高畜牧业饲养数量和质量.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科技创新为段、质量效益为目标,构建现代畜牧业产业体系.

2合理规定饲养模式而且发展规模化畜牧业

饲料是畜禽食物的总称.即能够为畜禽提供营养物质,能被畜禽吸收利用形成畜禽产品并对畜禽的健康状况、生产力及产品的质量无不良影响的物质都叫做饲料.它包括营养性的物质,又包括非营养型的物质.有毒物质经过去毒处理后也能成为饲料.①饲料是畜牧业发展的物质基础,牧草、饲料作物有其自身生长发育的规律,并将各种自然力作为生产要素参加其生产过程.因此,畜产品产量的增加,畜禽产品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都有赖于对牧草、饲料作物的生产性能和生长环境条件的改善、调整和控制,有赖于对自然力的利用和控制.人们进行畜牧业生产,采取各种生产措施,都要有利于促进动植物的生长发育,才能获得高产,所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学经营实现特色产业标准化、规模化.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要想做大做强特色产业,特色产业必须达到一定的发展规模.特色产业标准化,必须在提高特色农畜产品上下功夫,特别是特色农畜产品的生产,离不开高科技的支撑.针对目前土地二轮延包后,农民自主经营土地的实际,各级政府要做好宣传引导工作,在群众自愿的基础上,推动土地有序流转,实现规模经营,推行“公司+基地+农户”的特色产业发展模式,培育壮大本地特色农畜产品加工企业,引进大批特色农畜产品精深加工企业,培树特色畜产品品牌,构建紧密的产业链.奈曼旗要改变经济发展模式,包括使经济增长模式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从只强调数量转变成既强调数量又提高质量.既要加强经济效益的提高,也要加强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既要重视经济发展,也要重视人与自然、社会、环境和谐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要以现代化经济生产观去构思畜牧业经济发展;要增加农牧民收入;要发展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破坏少,环境污染小,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的畜牧业经济.

3提高管理人员和农牧民的文化素质水平

“人是世间最宝贵的东西,只要有了人,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我们要在改造草原畜牧业的过程中,达到预期的目的.即发展现代化的草原畜牧业,必须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但是,如果不能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即使具备了最充分的物质条件,也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从这种意义上说,在具备在一定物质条件的基础上,人的主观能动性,就是事情成败的关键.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讲话中也说“: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②这里所说的人,是指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的人才.对奈曼旗的农牧民要加强科学技术的培训,引进和培养一大批农牧业专业技术人才和农村实用人才,用以指导特色产业发展.健全完善农牧业合作经济组织,提高农牧民的文化和科学技术素质,要大力培养新型农牧民.农牧民是建设新农村牧区的主体(主干力量).如果没有农牧民素质的现代化,就没有农村牧区的现代化.因此,要巩固和普及农村牧区的义务教育,要加速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要努力提高农牧民知识化和知识更新的能力,生产改善能力和适应市场能力.通过对农牧民全面素质的培养提高,将先进观,道德规范,良好品质的农牧民的真正品质提炼出来.不仅如此,基层党组织要指导和带领农牧民,遵纪守法,积极参政,将他们培养成“有文化、有技术、有觉悟、能经营”的新型农牧民,发挥生产者主体积极能动的作用,推进畜牧业现代化扎实健康发展.

4拓宽招商引资渠道而且加大对畜牧业资金的投入

资金投入是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保证,改善生态环境和畜牧业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资金来源主要以政府投入为引资渠道,要积极争取信贷支持,扩大信贷规模,调整贷款结构.此外,积极立项,争取资金,更重要的是鼓励企业、集体、个人投资和引进外资,拓展筹资渠道.要充分发挥农村牧区增长经济内在收入的潜力,根据国内外市场需求,要积极发展优质、特色利于增长的牧业新畜产品,力求达到每个村、嘎查都有属于自己的标志性特色畜产品,并完成持续增长经济效益的构想.不仅如此,还要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在实践中求实,避免形式主义,力求创新,创新走向和谐发展、科学发展的道路.这种新的发展观,不仅能够拓宽农村牧区二、三产业区域,也能够走农牧民外出打工、经商的路子.要很好地利用市场经济中的“看不见的手”,调整和优化乡镇资源,促进城市、乡镇共同规划发展,要优先利用政府调控这种“看得见的手”,坚持“多给,少拿,搞活”的方针,把重点放在力求创新,合理利用,走科学发展的道路上.

5提高畜产品的市场化速度

产业化是草原畜牧业实现与市场运行规则接轨的最佳途径,也是草原畜牧业之最佳未来出路.③发展畜牧业产业化经营,是草原畜牧业走向市场化的必由之路.④很多国家已不再局限于利用天然草原来生产畜产品,而是转向通过提高草原的生产力来生产畜产品的目标,使牧畜和草原牧草资源达到更高层次的平衡.在采用改良草地、建设人工草场等手段对草原资源进行集约化经营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与草原畜牧业的形式利用草原资源不同的一种现代化产业—草业.草是种类最多,适应性最强,覆盖面最大,更新速度最快的生物资源.它具有可作饲料、肥料、燃料、工业原料和防风固沙、保持水土、美化、防污等多种功能.如作物秸秆、渣屑,可以先用来作培养基料,栽培食用菌,用食用菌的废料生产菌糖饲料,喂养畜禽,再把畜禽粪便收集起来,利用甲烷菌作为“转换器”,转换成沼气作燃料,沼气池中的有机物和氮磷钾,再作肥料归还土壤.⑤奈曼旗通过产业化发展,形成农牧业经济合理的分布.对此,要以人为本,增加农牧民收入要以“多给、少拿、搞活”为方针,要以新的思路去寻找各种有益的经营模式.如;增加相关投资,合理扶持,充分发挥农牧业生产的潜力,提高畜牧业收入,使得农牧民的收入稳定增长.

6结束语

本论文通过对内蒙古奈曼旗畜牧业发展问题的研究,探讨了奈曼旗发展畜牧业的对策和思路.奈曼旗农牧民对草场进行不合理的开垦、开发,使草原生态环境严重恶化,许多农牧民因之而贫困.游牧生活不能使人们聚落而居,更不能将草场分割为大小不同的条块占为己有.随着移民的大量流入和农田范围的不断扩大,奈曼旗经历了游牧→牧农并存→半农半牧→农业的变迁过程.这种变化,用费孝通先生的话来讲,“在经济上……走了下坡路”.他说:“移入的汉人越多,农田越多,日子越难过.”这是“引起民族矛盾的经济基础.”“靠天种地的粗放农业对牧场草地来说是一种破坏力量.而且凡是丢荒之地,在天旱地区植被破坏后,很快就会沙化,农耕所及,草场荒废.”现在,内蒙古草原畜牧业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其支持系统———草原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问题.因此,处理好草原畜牧业与农业的矛盾问题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⑥

草原学研究论文范文第5篇

从专业结构看,国外发达国家大多专业方向丰富,专业设置呈现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在我国,过去环境科学专业受母学科制约,专业方向划分过细。目前我国的环境专业本科生教育正在向宽口径、适应面广等方向发展,以改变过去那种在本科就开始培养“专业人才”,以至分配面窄,很难适应实际工作的状况。从办学要求看,无论在国内和国外,其办学导向都是与社会需求尽量取得一致。在培养目标上,各国普遍强调要对学生能够进行全面的文化素质培养,在“知识”“能力”和“做人”三方面做到有机统一和结合;在国外,比较重视“知识”和“能力”的培养;我国对本科生的培养目标多年以来强调培养“专家”和“专门人才”,着眼于毕业后的职业,要求毕业后能“专业对口”。因此,培养学生只重深度,不重广度,近年来虽已逐步扩大培养口径,但还不够。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这种缺陷已经暴露出来,表现最突出的是毕业生工作适应面窄,适应能力差。致使毕业生就业困难。

在课程体系和学分制实施方面,国外设置的课程类别大致与我国相同,全部课程包括公共基础必修课、专业必修课和选修课。国外实施学分制与我国一个明显的不同点是,国外学生在选修上的自由度非常大。专业课数量众多、涉及面广,在指定选修课和必修课中也设置若干门课程让学生自由选择,甚至允许在校内其他系或学院选修其他领域的课程;在我国,学分制中规定的必修课学分多而选修课学分少,而且在选修课中,也只有本系开设的选修课程或一些全校性的选修课可供选择,而这些选修课少到若漏选一门则可能学分不够,使学生在近乎完全同一的模式中学习,这就造成了培养出的人才知识结构单一,难以应付实际工作中的各种问题。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导致国外不严格限制学习时间,学生只要修满学分即可毕业,而我国依然实行四年制本科教育。

二、环境科学专业教学改革发展方向

环境科学的独特性决定了高校环境类专业所需基础课内容广,专业课门类多。然而,学生在校时间有限,如何在课程设置充分体现以培养“综合型”人才为目标,制订出较为合理的教学计划,至关重要。

1.拓宽基础,文理渗透环境问题不仅仅是自然科学和技术工程范围内的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经济问题。在解决具体的环境问题时,往往需要综合考虑环境、资源、技术、经济、市场等多方面的因素。因而,课程设置时应考虑多渗入经济、人文及行为科学的内容,加强文理渗透,提高人文修养,尤其是必须进行经济、管理、政策、法律等方面的教育。欧美发达国家高校环境类专业的课程设置无统一模式,但其共同的特点是具有宽厚的基础,几乎数理化、天文、地质、生物及社会科学等方面的内容都设有必修课或选修课。基础课主要集中在数学、化学、力学、经济、人文及行为科学等方面。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环境类专业其文科课程约占总学分的13%,体现了文理渗透、加强素质教育的意图。美国杜克大学环境学院还开设职业写作、职业技能等多门职业素质教育课程。Brown大学环境科学中心执委会成员的职责之一就是指导学生根据各自的特点和爱好制订有效的和多样化的专修课程计划,使所选课程密切相关,并以一体化的论文为终点。这些做法都值得借鉴。

2.发挥特长,办出特色我国目前办环境类专业的院校不少。各高等院校应发挥各自特长,办出自身特色,不应强求统一模式。要注重专业课程的补充更新,通过开新课或在原有的课程中补充若干新章节来更新充实教学内容,使之能及时敏锐地反映学科的新进展以及当前环境决策和举措中的新观点和新动向,尽可能使学生能跟上时代的发展。

3.多设选修课,扩大选课自由度目前,我国高校选修课程占总学时比例小,可供学生选择的范围非常有限。这样的教学计划必然导致同校同专业的学生所学课程都相似,极大地制约了学生的个性发展与能力培养。国外高校这方面做得较好,如德国Stuttgrat大学选修课约占总学时的30%。英国的一些大学为解决因师资不足造成选修课缺乏现象,甚至可跨校、跨国选修课程。这些做法值得我们参考与借鉴。此外,可让学生自己选择毕业论文的研究方向与内容,并让他们在高年级阶段围绕该研究方向与内容选修相关的专业课。这样同一学校同一专业毕业的学生,所学的专业课可能差别较大,以避免知识结构单一。

4.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由于环境科学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培养学生从事科研和工程设计与实践的能力显得特别重要,因而不可忽视实践性教学环节,包括实验室工作、项目设计、野外实习等形式。对于实践性强的课程,讲课时间应少于实践课时间,精讲多练。通过实践性教学环节可以让学生了解环境科学专业的性质,加强培养学生的实际工作技能、实验能力、科研和工程设计能力,同时掌握科技论文写作方法,参与学术交流。让学生在大学阶段多参与一定的科研工作或参与完成实际工程,对提高就业率也是一个行之有效的途径。

三、环境科学专业教学模式探讨

1.环境科学专业课程模块和内容体系我国环境科学专业的课程模块大致如图3所示。环境科学专业的知识结构和体系应体现强化专业基础,拓宽专业方向,重视专业技能的改革的基本原则。其基本思路就是:第一,把环境科学的课程体系作为一个系统,按照课程体系的知识结构层次和认识规律的要求,确定各门课程的地位和作用,组织、选择和合理安排课程的教学内容及相应的教学要求。第二,按知识体系的功能与作用将课程体系分为理论基础、技术基础、工程原理基础和专业基础以及专业课五个基本模块,各模块所设基本课程见图4所示。这样的课程结构能更好的反映不同层次的课程所能提供的知识内容,更能反映社会发展对人才质量的要求。在具体办学当中,各大学依据自己的办学特色和对学生的不同要求对于专业课程的安排各有不同。如综合性大学的课程设置比较全面,涉及到了化学、环境管理学、环境工程学、环境伦理学、环境生态学等各个方面;工业类大学则侧重工业的特点,开设了一些偏重于环境工程方面的课程,如哈尔滨工业大学将大气污染控制工程、水污染控制工程、固体废物处理与资源化、环境影响评价与环境规划等作为其主干课程;地矿类大学将其专业课偏重于地质学方面的内容,如中国地质大学开设了水文地质学基础、环境地学等地质类的课程;师范类大学侧重环境管理和生态学方面的培养,主要开设了环境规划与管理,环境生理学、植被生态学、城市生态学、污染生态学等作为其主要专业课程;林业类大学主要开设了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水土保持学、生态学等偏重于资源和水土保持方面的课程而体现出其专业特色;化工类大学主要开设了有机分析、现代生命科学导论、分子生物学、化工工艺学等偏重于生物和化学类的课程作为其基础课程,体现出其在化学工程和生物工程方面良好的专业基础;农业类大学则十分重视土壤、资源和生态方面的课程,主要有土壤学、植物营养学、土壤地理与调查、土壤-植物-环境分析、养分资源管理、资源环境信息技术、普通生态学,农业生态学等课程。

2.环境科学专业实践性教学环节改革目前,环境科学专业实践教学环节还仍然比较薄弱,还不能完全与课堂教学内容相适应,不能满足学生动手能力和创造能力培养的需要。因此,为培养合格的环境保护人才,全面提高环境科学专业学生的科学素质,加强环境科学实践性教学以提升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则显得尤为必要。针对环境科学专业的性质和培养目标提出环境科学专业实践教学环节应包括认识性环境实习、环境专业课程设计、生产实习和毕业论文等四个环节。认识性环境实习。主要包括:①一定区域内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的现状,如森林、灌木、草原的天然分带性,草原生态环境现状,干旱戈壁、沙漠环境现状,城市环境特征及现状;②环境演化及其环境效应,如河流源区的森林涵养水源效应,沙漠绿洲的形成演化及其环境效应;③生态环境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如干旱内陆河流域的水环境问题,戈壁、沙漠生态环境及问题,矿山环境问题,城市环境问题等;④环境保护措施和污染防治技术,如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土地荒漠化及沙漠治理技术,“三废”污染防治技术等。(2)环境专业课程设计。环境专业所开设的专业课程都是实践性很强学科知识,这就决定了所有专业课程的教学都应包含有实践教学的内容。例如,《环境监测与评价》必须要有各种监测仪器使用操作的实践教学内容,也包括对取得的数据进行环境质量评价的过程;《水污染控制原理与技术》课程应有污水净化机理的实验和污水处理工艺流程等实践教学内容;《大气污染控制原理与技术》课程应安排大气颗粒污染物物理性能检测、大气污染物净化等试验和安排去火电厂参观烟气除尘装置;《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及资源化》课程实践教学内容主要包括固废的收集、转运、分类贮存,压实、破碎、分选、固化,发酵堆肥,热解、焚烧,填埋处置及资源化利用等技术过程。(3)生产实习的内容。环境科学专业生产实习的内容既包括专业课程设置所涵盖的内容,也包括教科书中还没有反映的相关内容。主要有环境现象和环境问题调查分析方法,环境质量监测技术,环境影响评价方法,污染控制原理和治理技术方法,环境地质灾害预测评价,环境政策、法律和环境管理等。环境生产实习要求学生亲自参与环境保护实践工作,如参与区域生态环境现状调查分析,对大气、水、土壤污染状况进行监测,参加一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4)毕业论文的内容。毕业论文实行导师制,即由一名本专业讲师以上职称的老师或校外相关技术人员担任导师,指导3~5名学生进行毕业论文的写作。内容可涉及环境科学相关专业所有知识点。

四、结语

草原学研究论文范文第6篇

草原生态/环境知识/文化传统/游牧民族/草原生态民族区/农耕民族

在复杂多元化的社会中,不同的群体孕育了各自的社会观,留下了与自然环境有关的社会表现、态度和行为模式等遗产,同时也能看到围绕着生态问题的文化冲突和矛盾。这些遗产主要表现在民间的环境知识中,这一民间知识对于我们今天的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维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一民间环境知识主要包括对自然环境的利用,对人文环境的控制和人与自然的协调理念。学者们在描述环境变化时,常常无视文化因素,我们的着重点并不在于认识文化上的差异如何影响环境,而在于怎样把对文化因素作用的考虑同环境变化相联系。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发展中国家,人均资源十分贫乏。同时,我国资源破坏严重,矿产资源滥采乱挖、采富弃贫,浪费惊人;淡水、森林、草原、耕地在开发、灌溉、采伐、载畜、开垦等方面问题不少。其中人口压力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由于人口压力和过度开发,使中国成为荒漠化土地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在这样一个由多种生态环境、多个民族和多元文化所组成的国土上,民族间的关系,很多是和环境观念的冲突、破坏环境的行为有关的。而这种生态环境恶化的后果,就是给地区经济发展带来直接的负面影响,使发展本身陷入了一种低度循环的陷阱。因此多元文化的共存、共生和发展,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特点。在这一背景下,在进行有关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时考虑少数民族的文化个性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本身就符合中国社会的内在特点,同时也是对各民族文化的一种尊重。生态环境的多样性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密切相关。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是在对生存于其中的自然生态环境的适应和改造过程中创造和形成的,因而各民族由于生存空间的特点、生活方式的不同,其对自然资源管理利用和文化传统也就各具特色。

中国的生态恶化情况,在少数民族地区特别突出。从生态类型上,可分为草原生态民族区、森林生态民族区和山地农耕民族区等。在此我们以代表草原生态民族区的蒙古族的民间环境传统为例,来展开对这一问题的讨论。

一、草原生态民族区与草原现状

草原生态区,主要分布在从东北平原西部,经内蒙古高原、鄂尔多斯高原、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南缘一线以西,即从北纬51°到28°的广阔范围内,绵延4500公里,占全国土地面积的29%。主要分布在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新疆、西藏和四川等10个少数民族聚居省区,基本上构成了从东北到西南的半月形畜牧带。在这些区域内居住的43个少数民族中,有19个民族以从事牧业为主,有代表性的民族有蒙古、部分鄂温克和达斡尔族、哈萨克、裕固、塔吉克、柯尔克孜、塔塔尔、藏族等。

作为占地球陆地面积47%的草地及其生态系统的研究一直为人们所关注。据世界资源报告,牧场养活着3000-4000万游牧人口及提供着大量的食物资料,然而,由于过度放牧,开垦草场,短期行为的政策及攫取最大利润的纯经济观念,导致草原出现沙漠化及草场退化的趋势。诸多的草原研究专家及草原计划的推行者,在对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中,深切体会到不同的经济、社会、文化因素,导致草原利用情况的不断发生变化,改善草场是技术问题也是复杂的社会问题。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关于牧草种植的研究认为:“由于一系列的经济、社会、政治、宗教的因素,使得进一步扩大栽培牧草的面积受到限制。在粮农组织从事草原和饲料作物开发工作的大多数国家中,这些因素的作用是错综复杂的。这项工作的未来发展,取决于乡村社会学家或政治家为牧草的栽培所创造的经济和社会环境条件。[1](P42)又据世界资源报告,印度次大陆牧场的恶化是与过度放牧、干旱化、管理不当所致,最近几年出台的牧场发展计划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而在南撒哈拉非洲牧场管理及牲畜的发展上,各机构的投资、援助大多以失败而告终,人们深切地感到开发过程中需要当地人民参加,需要和当地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相结合。[2](P116-117)这种认识上的转变,为草原研究提供了新思路。然而目前在草原生态系统的研究中,从社会学、人类学的视角对之进行研究的报告为数甚少。在世界资源报告中,在提到中国牧场状况时,认为全部土地的41%用于放牧,25%的草原退化,其趋势为水土流失正危险地加速,丧失生产力,沙漠化,退化快于再生;在谈及其原因时报告认为,(1)人口压力;(2)27%的沙漠化由过度放牧造成;(3)政府50年代的重农轻牧;(4)将现有的稀疏和优良草原开垦为农田;(5)城市发展加重了对现存草原的压力;(6)群体放牧;(7)对草和饲草作物管理不善等。这诸项原因事实上都与人的因素有关。

中国约有草地面积400万平方公里,占全世界草地面积的13.9%,占我国国土面积的41.67%,放牧面积占世界第三位,仅次于澳大利亚和前苏联。中国的牧区应分为两大地区,北方“游牧”区和南方“农业”区,从东北平原到青藏高原,从海南山地到黄海之滨,都有草地分布,其中内蒙古草原是面积最大的温带草原。但由于多种复杂的原因,对草原只利用不建设,我国草地不仅生产力较低而且有30%的草地处于不同程度的退化中。草原研究长久未引起人们注意,50年代前全国没有一处草原研究机构,50年代后,开始在有关农牧院校培养草地科技人才,1964年中国农科院创办了草原研究所,之后,四川、新疆、青海、甘肃等省区相继创办了草原研究所及草原生态研究所,有关省区也建立了草地工作站或草原工作队。70年代末期,中科院分别在内蒙古与青海建立了两个草地生态定位站,开始从生态系统角度开展草地研究。在这些研究中,都提到由于人为的因素而导致了诸多的后果。我们不能否认,自然科学这么多年来对草原生态的研究作出了很大的成绩,有了很多的科学积累,这些基础也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了必不可缺的根据。然而人是经由什么途径采取什么方式来影响草原生态的?其自身的社会结构、文化体系、价值观念与之的关系如何?却很少给予关注。

草原资料是中国陆地上最大的生态系统。据卫星遥感调查技术统计,1995年与80年代中期的数字相比,退化(不包括轻度退化)草地从13亿亩增加到20亿亩,10年中增加7亿亩,已构成资源与环境的重大问题之一。草地沙化是个更为严重的问题,草地每年减少65-70万公顷;北方草地退化面积达90%以上;全国可利用草地每年以2%的速度加速退化;2亿头牲畜因灾死亡。资料显示,在我国草地沙化的原因中,盲目开垦占25.4%;过度放牧占28.3%;过度樵采草地植物占31.8%。中国的沙漠专家警告,如果不采取措施,到本世纪末,有8万平方公里土地将沙漠化。

学者们在描述环境变化时,常常无视文化因素。很多学者在谈及关于草原退化的问题时,常常把此用“公有地悲剧”理论来解释。1968年,美国经济学家G·哈丁提出“公有地悲剧”,即“公用权悲剧”概念,地球资源被看作是公共财产,在此它的公共拥有,实际上不存在任何所有权,而只表现为公用权,所有社会公民都可以随意利用它。哈丁把这种公共财产比作公有草地,谁都可以在草地上放牧,每一位牧民为了从放牧中取得更多的好处,按照费用最少、效益最大的原则,总是力图增加畜群的数量,但是谁也不进行草地建设的投资。这样,随着畜群增加,草原的质量急剧下降,最后草场完全退化,不能再放牧牛羊。这就是草地公用权的悲剧。[3]在这里每个人追求自己最大的个人利益,但是最后的结果是不可避免地导致所有人的利益被损害。这一解释,事实上是纯粹的经济学中的利益最大化的观点,而忽略了草原主体民族对于自身家园环境朴素的环境保护意识与实践。我们的重点并不在于认识文化上的差异如何影响环境,而在于怎样把对文化因素作用的考虑同环境变化相联系。在复杂多元化的社会中,不同的群体孕育了各自的环境观,且留下了通过历史传递下来的包括全部生物和非生物因素以及与自然环境有关的社会表现、态度、构成、行为模式等遗产。下面我们将会看到在草原生态区这一特定的生态环境下,产生出与之相应的游牧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及其文化体系。游牧的蒙古族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孕育出自身的游牧传统和有关保护环境的知识。

二、蒙古族的游牧传统与环境保护

二、蒙古族的游牧传统与环境保护

(一)游牧技术的传统

在传统游牧社会,畜牧业的生产技术是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具有其自身的质量标准。它是世世代代连续发展的产物,没有明确的体制,技术和社会文化是紧连在一起的。

在一般人看来,游牧民族在广袤的上苍赐予的无垠的草地中生活,不存在土地意识。其实不然,游牧的蒙古族对放牧草地的利用和保护甚为关心。随季节而移动,本质上就是出于对草地利用的经济上的选择。牧人对放牧地的选择与自然的变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对所生活的草原中的草地的形状、性质、草的长势、水利等等具有繁锐的观察力。有经验的老人,即使在夜间骑马,用鼻子就能嗅到附近的草的种类和土质;对于外地人来说,茫茫的草原千篇一律,而对牧民来说却认为草原上千差万别,并能清楚地区别各自的特征。又如非洲的马萨依人,其惟一的收入来源是牲畜,其文化给与他们一种制度,凭借这种制度可以保持贫瘠地区的土地不受损害,其做法是在旱季将一部分土地弃置不用,以使放牧地区的土地处于良好状态。

放牧的草地和农田一样,是一种生产资料,通过人的干预将植物生产的各种植物性产品进一步转化成各类动物性产品。作为放牧地本身也是一种可更新的土地资源。在没有人为干扰的情况下,草原生态系统基本上是自我维持的,能流规模相对地保持着稳定状态。而放牧制度本身就是人的行为在作用于草地后,在草地上放牧时的基本利用体系。其中规定了家畜对放牧地利用的时间和空间上的通盘安排。每一放牧制度包括一系列的技术措施使放牧中的家畜、放牧地、放牧时间有机地联系起来。放牧制度有两大类型,一为自由放牧,二为划区轮放。

在传统游牧社会,蒙古族对于放牧草地的利用和保护有着一套合理的方式。他们会从水和草两方面来考虑放牧。从“水”的方面来说,牧场一般限于沿河流湖泊一带的地方,从“草”的方面来讲,每一块牧场承载的牲畜种类和数量是有限定的。随季节而移动,本质上就是出于对草地利用的有效的选择,否则他们不会去冒着冬天的严寒和冰雪、早春的凛冽的寒风、夏日的酷暑和虫害,逐水草而牧。

在内蒙古游牧地带牲畜转场是根据气候的变化对牲畜放牧营地(营盘)进行季节性的更换。由于不同的放牧营地,其自然气候环境、地形和地势、水源等条件的不同,使得牧草的类型和生长发育状况也会有明显的差异。因此,为了合理利用草场资源,使牲畜在全年各个不同时期都能获得较好的饲草供应,在蒙古族传统游牧活动中,一般每年从春季开始都要进行牲畜转场。这种转场,在一些气候、植被条件差异较大的地方,一年要进行四次,称为四季营地;而在一些地势平坦,气候、植被条件差异较小的地方,一年只进行两次,即冬春为一营地,夏秋为一营地。冬春营地称为冷季草场,夏秋营地称为暖季草场。四季营地以夏、冬季营地为主,而春、秋营地利用时间较短,属于过渡性营地。两季营地的冷季草场利用时间也长于暖季草场的利用时间。这些具体的时间都是在历史积累和传承的过程中沿袭下来的。而内蒙古牧区牲畜转场时间表就是这一特点的反映。

在笔者调查的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在50年代前的较长一段时间内,牧民每年于阴历三月间,选好无风雨的日子,先在较远距离的牧地放火,以迎春雨期的到来,使牧草得以很好地发芽。(50年代后,不分具体地域自身之特点,取缔此中所谓的破坏草地的落后方式)五月初,牧草开始逐渐生长发育。此时搬回蒙古包放牧,如马群500匹为一群,编成数组,30里牧地,只够马群15日就食,然后转移它处,过30日或15日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即轮牧。一直到九月下旬十月初之间,水草枯竭,牧者开始带马群回家,此时不能远牧,至十一月后赴冬营盘。其他牲畜的牧法有所不同,但季节移动却是相同的[4]。“夏天到山坡,冬天到暖窝”,这就是牧业生产活动中的牲畜转场对气候变化的一种适应,也是为了给牲畜选择一个良好的气候环境。牧民们还通过长期的实践,认识到部分山地草场和山麓地带草场在水热条件的垂直分布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此在安排牲畜转场时,还结合了中小地形的局地小气候特点(如坡向、谷地走向等),暖季草场一般选择在海拔较高的高山、阴坡、岗地或台地;冷季草场多选择在海拔较低的向阳、背风的坡地、谷地或盆地。营盘因地势视草场来设,每年3-5户,相距数华里,一家一户以游牧为主,很少定居。20世纪30年代布里亚特蒙古族的宿营地就是一例,一般每个宿营地有3-4户,宿营地之间的距离一般为1公里到2公里之间,最近的地方也有300米的距离。[4]

这种格局及轮牧方式,有利于对草场的保护。至今在牧区的当地蒙古族人的放牧方式仍较多地考虑草场问题。同时我们也不能否认,我国在、期间在牧区常套用农区的做法,搞集中建队,有的还仿农村的样式建立“牧民新村”,以定居多少作为衡量牧区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这种政策由于未考虑合理安排定居地点和草场的关系,使其布局大多地方不甚合理,居民点附近的草场因过牧和牲畜往来践踏而过早地退化、沙化,远一点又不能利用,畜草矛盾突出,有的草场大面积退化。这是在决策过程中忽视民族文化传统,又找不到现代科学方法所致。

此外,在笔者近年来调查的土默特蒙古族,现虽变为农耕蒙古族,但在历史上这一支蒙古族对草原经营有着一套严格的制度。16世纪,土默特蒙古很重视畜牧业,在放牧方式上曾采取过一些好的办法,他们继承“行则车为室,止则毡为庐,顺水草便骑射为业”的传统游牧方式,同时采取过分群放牧的牧人专业化放牧等形式。据《明史》载,当时放牧者的分工有“亦儿歌赤”(羯羊倌)、“亦马赤”(山羊倌)等。土默川上的许多村名如“霍拉各气”(放绵羊羔者)、“添密”(放骆驼者)等,都是阿勒坦汗时代分牧办法保留在村名上的印记。明末清初,土默特蒙古昼则逐水草放牧,夜则将牲畜圈入栏内,据有关资料记载,有石头栏、土围栏、木栅栏。到乾隆年间,本地区专门从事畜牧业的人逐渐减少,土默特蒙古开始盖房筑屋、逐渐定居,且只能在分配给自己的尚未开垦的户口地和官滩牧地内放牧。[5][P237)

又如马戎等对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北部一纯牧区的研究资料显示了蒙古族一种半游牧半定居的经营与居住方式,如在这个牧业社区,特别注意夏营盘、秋营盘之间的轮牧制度,其目的还是为了保护草场。[6]

(二)宗教信仰与环境保护

主要的宗教对社会基本的态度和价值观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不同的文化中,宗教活动不尽相同,但他们都与各自的生活方式紧密相连。宗教起源于人对自然力的信仰:图腾崇拜、自然崇拜,它与自然保护的关系由来已久,宗教思想注意在人和自然的协调中寻求内心的安详平静。现在,在新的形势下,宗教界人士更自觉地把宗教活动与自然保护结合起来,建立宗教力量与自然保护力量的强大联盟,从而使宗教文化向生态文化的方向发展。在蒙古族游牧文化中,其喇嘛教所呈现的因果法则,慈悲心怀,对整体性的把握、调和的原则,自然地孕育了一套人、畜、草关系的生态哲学,此种哲学又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人们维护与自然的平衡。

古代的蒙古族信仰萨满教,从13世纪元朝开始,蒙古上层改信红派喇嘛教,但广大牧民仍信萨满教。从16世纪后,许多王公贵族开始接受格鲁派喇嘛教,并积极在牧民中传播。清代,特别是乾隆以后,对喇嘛教更采取全面保护和奖励的政策。清廷不仅鼓励各盟旗兴修大批寺庙,而且由皇帝亲自敕建庙宇。喇嘛教在蒙古游牧社会中流行起来,一直到现在在游牧地带喇嘛教仍为蒙古族的主要宗教。

朴素的游牧生活方式、生活于其中的草原、单调的大自然是决定游牧民族的思想如世界观及宇宙观的主要因素。对大自然的观感以及合理的(非指控工合理的而言)思考,也多以此为基础。放牧与狩猎在当时均需以集体协作方式进行,这对蒙古民族的集体观念和互相协作精神的形成有决定的影响。他们所处的环境使他们又同大自然融为一体。然而由于人们当时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再加上“过于宽大的大自然,使人类依赖于自然,像儿童依赖引绳一样,这种情形,使人类自身的发展,不成为一个自然的必要。”从而形成顺服自然的价值观。

自古“长生天”就是蒙古族崇拜的最高对象和一切权力的来源。蒙古可汗们的诏书里,开头就用“长生天底气力”一语,在《蒙古秘史》一书里,有许多处记载成吉思汗祭天祝祷之事。在当时的人看来,可汗受命于天,婚姻、事实要得天助,死后也要走上天路。为此人人敬天畏天,而不敢做背天之事。这是衡量人心的尺度,也是社会公认的标准。其宗教的宇宙观,形成了萨满教,而此萨满教正是游牧文化的基础。佛教普及后,在蒙古人的心里,在天上之上又加上了佛,也就是在原有的尺度上,又加上了佛教的教义与要求。但即使在喇嘛教得到国教的地位之后,萨满教的遗迹仍在民众的习俗中存在着。

萨满教是蒙古族等民族共同信奉的宗教,各民族的萨满教信仰开始于氏族社会末期。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低下,对自然现象的不理解,认为经常带来灾害的山川、河流、日、月、风、雨、雷等和人一样有生命、有意志,从而产生对它的崇拜,这种宗拜实质上是对自然力的崇拜。蒙古人的萨满教已发展到了神灵崇拜阶段,即认为一切自然物都有神灵主宰,神灵居于自然物内,崇拜的对象不是物体本身而是主宰这些物体的神灵,同时也对先祖的魂灵进行崇拜。萨满教中的“萨满”是满—通古斯语族的语言,原意为“因兴奋而狂舞的人”,在鄂温克语中有“知晓”、“通晓”的意思。在这里指的是那些能够传达天意或能够与神灵沟通的人。

萨满教的自然神系统主要以无生命的自然事物和自然现象之神为主。在萨满教的观念中,宇宙万物、人世祸福都是由鬼神来主宰的,所以,在萨满教的自然神系统中,天地神系统占首要地位。如地神,也称地母女,掌握万物生长,祈求丰收、保佑平安要对它进行祭祀;天神(腾格里),即长生天,掌管人世间的万事万物;而敖包,聚居多种神灵的地方,一般是在山岗、山顶、路旁等地用石块、沙土堆成圆形的土包,蒙古语直译为“堆”,是天神、土地神、雨神、风神、羊神、牛神、马神等神灵居住的地方,每年按季节举行祭祀仪式,由萨满司祭,他们祈求敖包保佑牧业生产。除此之外,认为土地、山川、丘陵、湖泊等均由各神灵分别掌管。所以,在萨满教的自然观中,自然是神格化和人格化的观念体系,自然崇拜有着一定的伦理基础和逻辑基础。[7]正因为萨满教崇尚的是自然万物有灵论,并且常常把自然事物本身同神灵等同看待,因而对待自然往往是爱护有加,是自然而然的生态保护论者。所以,蒙古族具有优良的生态保护意识传统,这种传统反对对草原、森林、湖泊、河流的滥垦、滥伐和污染。正是在这种优良的传统意识的维护下,在蒙古族的游牧地带,能够保留下来“蓝天白云、草原森林、湖泊河流,一片绿色净土”的迷人画卷。

佛教传入后,萨满教逐渐衰微,许多王公贵族信奉了佛教,但是萨满教继续在民间流传,成为平民的宗教。萨满教观念的继续存在及表达,客观上是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一种朴素的自然哲学。

16世纪70年代,阿勒坦汗引入藏传佛教——黄教,并由土默特蒙古部落传遍整个蒙古地区。从明代末年到清朝中叶,喇嘛教(黄教)在蒙古族地区非常发达。在蒙古的喇嘛教体系中,所呈现出来的因果法则、慈悲心怀、整体性的探讨、调和的原则等等,事实上孕育了人地关系中的一种生态哲学,此种宗教观又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自然的平衡。

然而,我们也不能否认,在游牧民的文化体系中也孕育了一些不利于草原平衡的文化习惯。传统社会的蒙古族,把牲畜数量的多少视为财富、地位的象征(现在牧区出栏率低这一文化特点也是一个原因),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超载放牧。有如在东非,那里的游牧部落努力繁殖畜群,认为数目越多越好,在他们看来,牧口不仅供应食物,同时也是资本,牲畜成为各种社会关系活生生的象征——婚姻、友谊等各种社交活动都包括象征地交换牲畜这项内容。拥有牲畜是财富惟一的真实形式,由此而超出了环境的承载能力。

游牧与农耕是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它们所依据的生态体系亦不同,前者具有非常精巧的平衡而后者则为一种稳定的平衡。具体来说,游牧是人们以文化的力量来支持并整合于被人类所改变的自然之平衡的生态体系结构。这是对自然环境的一种单纯适应,而农耕则以生产力的稳定与地力的持久为其特色。在中国的草原生态区,这一互为依托的生态体系,常常被来自民族的、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等因素所打破,这一点在北方的沙漠草原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具体表现为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在历史上的冲突。在中国历史上,自匈奴政权与汉王朝相对峙之始,在中国北方一直有一个相对独立的游牧民族政权与农耕的中原王朝相对立,并在对立中发生冲突,不过,其中民间的往来并未受到政权的控制。而大规模汉族农耕民向游牧区域的移动却是在19世纪末期以后。这些从事农耕的汉族农民向草原社会的不断渗透,特别是在农牧结合部,导致了两种生产方式和文化的冲突。汉族在这一冲突中立住脚后,以其自身农耕的方式,在草原生态区开垦草原,迫使一部分从事游牧的蒙古族北迁或就地转化为汉族式的农民。这种大量的移民浪潮对草原社会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波。经过数代的开垦,甚多的草原被开垦为农田,其固有的生态体系受到严重的破坏。而这种以经营农业的思想来经营草原的方式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如笔者调查的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白音锡勒牧场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末,仅明显退化草场就达20%以上。[8]可见,从历史上的“移民实边”开垦草原到建国后的“四滥”(滥砍、滥牧、滥垦、滥采)等都对草原生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蒙古民族对生态适应的民间环境知识,当然这并不是我们所探讨的环境问题的全部。但对这些民间的知识体系,在具体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要考虑其合理的内涵。事实上,在可持续发展中,人们已意识到当地民众对环境问题的观念,强烈地影响着他们管理环境的方式,只有在环境计划中反映当地的信念、价值和意识形态时,社区才给予支持。那种认为环境的传统知识是简单的、静止不变的观点,正在迅速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发展项目在如何利用、管理环境上,正在利用当地的环境知识。当然,我们也不能固守在传统的氛围中,我们所寻求的是传统知识体系与现代科学的最佳结合点。不过,纯粹的依靠知识与技能来保护环境还远远不够,还需要人们树立一定的环境伦理观和道德。

【参考文献】

[1]联合国粮农组织.禾本科牧草[M].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0.

[2]世界资源报告(1988-1989)[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0.

[3]Hardin,G.1968.Thetragedyofthecommons.Science162:1243-48.

[4]贺杨灵.察绥蒙民经济的解剖[M].第二章.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

[5]土默特志[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

[6]马戎、李鸥.草原资源的利用与牧区社会发展[C].潘乃谷、周星.多民族地区:资源、贫困与发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

草原学研究论文范文第7篇

对我国草原生态工程建设中草原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等三个方面的效益问题进行了评级与分析,采用统计数据与实际调研相结合的方式,以退牧还草工程和草原奖补政策为切入点,对整个工程进行评级总结,提出目前草原生态工程的问题困境,以此为国家生态工程提供更好的决策建议。

关键词:

草食畜牧业;草原生态工程;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

从21世纪初我国开始实施“林业六大工程”,通过对土地和项目实施、管护构成进行补贴的形式鼓励农民实施生态保护,主要代表性的重点工程为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和京津风沙治理工程。2003年,继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后,我国开始实施以禁牧、休牧、轮牧、围栏放牧和补播为主要方式的退牧还草工程,该工程目标是历时5年将我国西部11省份的草地资源得到集中治理。2010年年末,二期工程基本结束,累计完成草地围栏建设任务0.40亿hm2,治理、退换草地0.08亿hm2,划区轮牧0.01亿hm2。2011年,我国再次将草原生态保护补助机制纳入实施范畴,两项政策工程开始进入合二为一的阶段,以更为完善的补贴机制将草原保护补偿制度建立起来。奖补机制预期在新疆、青海、西藏、云南、四川、甘肃、宁夏和内蒙古等8个主要草原牧区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推行。2003年至2014年,国家在退牧还草工程上累计投入资金2808758万元,共退牧还草6779万hm2。2011年,中央财政安排专资金136亿元主要用于草原生态奖补政策工程。草原生态保护工程至今已实行12年,甘南牧区呈现较大的变化与改观,牲畜超载问题逐步改善,草畜平衡管理进入基本平衡阶段,牧民生计与以往也有不同。通过调研走访发现牧区牧户的生态意识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定居点靠近公路沿线的牧户与居住在偏远山区的牧户环保意识差距较大;牧区的教育水平受限较大;交通不便的牧户拥有较小的生计选择权多数依靠国家补助和救济生活;部分牧户对国家生态工程的持续开展没有乐观态度。本文认为,虽然国家生态工程对当地生态环境乃至牧户生活有普遍改观,但收益与问题并存,为持久推动生态工程的实施、将生态环保意识深入人心、保护当地良好的生态环境,仍需较大努力。文中将以统计数据为基础,结合甘南地区畜牧业发展详情,分析概括草原生态保护工程的效益与问题,以期对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提出更为有效的政策建议。

1甘南州农牧业发展概况

甘南藏族自治州位于甘肃省南部,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边缘地带,总面积约4.5万hm2,州内海拔1173~4920m,是全国六大牧区之一,草原畜牧业的发展对全州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甘南州是甘肃省乃至全国重要的畜牧业基地,甘南草原具有载畜能力较高、耐牧性较强、无工农业污染、病原菌极少等独特优点。全州草原总面积为272.3万m2,草地类型主要有高山草甸、亚高山草甸、灌丛草甸、沼泽草甸等7类17组29个型,其中亚高山草甸是其主体和精华,占可利用草地面积的53.71%。地方优良畜种主要有甘南牦牛、藏羊(欧拉型、甘加型和乔科型)、合作猪(蕨麻猪)、河曲马、河曲藏獒等。2013年年末各类牲畜存栏380.69万头/只,全州出栏各类牲畜168.48万头/只,各类牲畜总增率34.02%,出栏率43.89%,商品率37.94%。肉类总产量为6.72万t、奶产量为8.69万t,畜牧业增加值达到16亿元。2014年,全州农作物种植面积7.19万hm2,其中粮食作物3.57万hm2、经济作物2.74万hm2、青饲料0.87万hm2,预计粮食总产9.04万t。农业界线温度呈垂直变化,种植主要分布在1200~3200m地带。种植作物主要有藏中药材、青稞、油菜、小麦、豆类、马铃薯、玉米等。统计资料表明,2010年,甘南全州的农业产值为67594.22万元,2011年有所下降,为55759.65万元,2012年和2013年又有所回升,农业产值在2013年达到近4年内最高,72915万元。其中,主要有谷物类产值35137万元,其余产值贡献主要来源于中药材种植,2013年约28434万元,约占全州农业产值总值的39%。甘南州整体概况是以畜牧业为主,由于大部分地区位于农牧交错带,在全州实施游牧民定居工程后,牧户的种养方式有所改变,种植结构主要凸显高原特色,多数牧户种植青稞、燕麦、玉米主要用于食用与饲料。部分高寒地区只能种植青稞、油菜与燕麦。每年的10月至次年的4~5月是甘南州草原的休牧、轮牧时间,由于冬春季节由于气温过低,饲养牲畜的过冬饲料主要依靠牧户的种植。

2甘南册草原生态工程的效益分析

2.1草原生态工程的经济效益分析

草原生态工程主要涉及禁牧、休牧、轮牧等项目工程,对草原的载畜量、牧户的放牧时间、放牧区域等会有一定的设定,受此直接影响的必然是当地养殖情况。鉴于牧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于放牧养殖,本文将甘南州牧户牲畜养殖的的基本情况作为衡量草原生态工程直接经济效益的因素。伴随草原生态工程的实施,甘南州草原生态问题得到明显改善,载畜量维持在较为稳定的水平。相关资料表明,牧业产值自草原生态奖补政策实施以来,逐年增加,2013年全州产值为206974万元,凸显了甘南州以牧业为主的特征。2013年年末牛的存栏量为1246805头,比2011年有所降低;羊类(山羊和绵羊)自2011年草原奖补政策实施以来载畜量控制良好,逐年减少。猪的养殖量近3年来有所增加。调研得知,推行退牧还草政策后,全州牧户的养殖数量都有大幅度的减少,部分牧户为提高养殖数量,自发组织养殖合作社,以便扩大养殖数量,达到规模效益。目前全州整体趋势是牧户个体养殖数量在缩减,牧业合作社、养殖合作社不断扩大,牧民对于定居点的生活较为习惯,部分藏族牧户已经开始接受外出打工等生计方式。以王格尔塘为例,当地因为处在公路沿线,交通便利,且是农牧交错带,种植面积较全州其他地区较多,种植业在当地发展较为迅速,尤其以秸秆回收为代表的饲料产业。另一个与地处大山深处的牧户相比,公路沿线的牧户明显具有外出打工的意愿,这也是草原生态保护工程实施以来,伴随饲养牲畜数量的减少,圈养牲畜较花费较大,为避免生活困难,牧民较为倾向的生计方式。

2.1.1甘南州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

2013年年末,甘南州全州牲畜总增、出栏、商品三率分别达到33.7%、42.8%、36.8%,分别比2010年增长了3.65、5.86、5.16个百分点。奶类产量8.71万t,比2010年增加了0.32万t,增长3.8%。2013年牧民人均纯收入为4260元,比2010年增长1571元,增长了58.4%。通过实地调研得知,全州草原奖补政策实施顺利,农牧民通过一折通可以领取全部的生态工程补贴资金,社会补助资金,财政转移支付类资金等全部通过此该种手段进行拨付。根据全州不同地区草原生态工程实施情况的不同,各地区略有区别。全州牧民的生态工程补贴项目主要包括:平衡奖励、困难补助、生产补助、牧草补助、冬春临时生活补助等,存在禁牧工程的地区,增加禁牧补贴。

2.1.2高原特色生态畜牧业快速发展

以牦牛藏羊专业化养殖为重点,加快调整畜种畜群结构,大力实施牛羊育肥小区、奶牛养殖小区、暖棚建设、退粮还草、牧草良种补贴和转变草原畜牧业发展方式专项补助等项目。在农区和半农半牧区大力推行退粮还草、优质饲草料基地建设和农作物秸秆饲料化利用等措施,积极发展牦牛藏羊短期育肥和犏雌牛(奶牛)养殖产业,在牧区加大草原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恢复天然草原生产能力,同时大力发展半人工刈割草场和圈滩种草,积极发展牦牛、藏羊和犏牛繁育产业。全州畜牧养殖及加工业不断发展壮大;农牧民专业合作社蓬勃发展,合作社注册资金总量高达60.12亿元,入社成员29055户,入社户数已达到全州农牧民总户数的26%。

2.2草原生态工程的社会效益分析

畜牧量的变化,直接关系当地牧民生活水平,乃至生计观念的改变,为了便于分析草原生态工程对甘南州农牧民生活带来的间接影响,本文将农牧民的收入状况、消费水平、储蓄状况作为生态工程社会效益分析的主要影响因素。同时结合调研实情,将农牧民的生计观念的转变、环保意识等同样作为分析的对象。2012年全州城乡居民收入比往年有所增加,生活质量提高。农牧民人均纯收入4090元,农牧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3176元,个人存款余额106.96亿元,较2011年分别增长了13.3%、25.0%、16.4%。统计数据显示,虽然推行了退牧还草和草原生态奖补政策,农牧民的生活水平仍在稳步提高(表1)。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牧民对于参与社会保障较为积极。2010年全州城乡居民参加各项社会保险人数62.82万人,参保率91.0%。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37.38万人,参保率95.3%。年末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参保人数50.7万人,参合率97.0%。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累计支出7906万元,增长61.3%;受益参合患者58.88万人次。2011年全州城乡居民参加各种社会保险人数58.03万人,参保率85.3%。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数35.53万人,参保率97.3%。年末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到51.70万人,比2010年度增长1.0%,参合率98.6%。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累计支出1.44亿元;受益参合患者91.62万人次。2012全州城乡各项社会保险参加人数60.10万人,参保率86.6%;新农合参保人数达到52.33万人,参合率98.8%。人均筹资标准提高到340元。新农合基金支出1.76亿元,参合农牧民收益85.53万人次,比2011年下降6.6%。鉴于甘南地区数据获得的不易,教育程度本文将依据调研统计数据进行分析。调研地点选取的是碌曲县的下辖3个乡,随机挑选3个行政村,共抽取牧户92户。通过调研数据得知,当地的受教育问题仍存在较大问题,在走访时,几乎每家牧户都会有1名在寺院学习的喇嘛,僧人的受教育水平要远高于户主,或者受访者。卡拉曼乡的受访者中,超过半数的牧民家庭户主未受过教育。其中,受教育程度比例最高的是双岔乡。文盲率远远低于其他2个乡(表2),可能原因在于选取的受访者较为典型。因为当地藏民居多,语言不通,在进行调研访谈时,多选取会汉语的牧户,而掌握汉语的牧户多是受过教育的。此数据也说明,当地的汉语教育仍需引导加强。掌握汉语,将对牧民的生活观念,生计方式有所改变。

2.3草原生态工程的生态效益分析

目前,草原生态保护工程建设工作稳步推进,紧抓落实国家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并且实施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实施黄河重要水源补给区生态保护建设草原鼠害综合治理、退牧还草、草原防火站建设等重大政策和项目的有利机遇。不断加大草原生态保护建设力度,努力恢复天然草原植被。草原奖补工程实施以来,甘南州共完成规范化承包草原255.91万hm2,依法划定基本草原254.43万hm2,划定禁牧草原59万hm2,划定草畜平衡区草原190.36万hm2,通过加大出栏和转为舍饲暖棚养殖等方式核减天然草原超载牲畜9.09万个羊单位,草畜平衡区基本实现了草畜平衡;完成退牧还草禁牧休牧围栏建设9万hm2,累计完成治虫灭鼠90万hm2,补播改良天然草原21.72万hm2,人工种草2.7万hm2,开展沙化草原治理试点562.25hm2,建成县市级草原防火站5个,草原资源固定监测站7处,草产品生产加工企业和专业合作社17家。2011—2014年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资金已兑付到户,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资金8.5亿元,2014年度补奖资金正在准备兑付;继续落实畜牧良种补贴政策,共落实畜牧良种补贴1578.7万元,其中,牦牛种公牛良种补贴资金600万元;藏羊种公羊良种补贴资金332.8万元;能繁母猪饲养补贴资金620.4万元;奶牛良种补贴资金25.5万元。认真落实农业保险政策,及时开展牦牛藏羊青稞的理赔工作,共计赔付1.86亿元。仅落实草原生态保护补奖政策1项,可使全州农牧民人均转移性收入增加500元以上。省、州、县草原工作站样方监测结果表明,2013年全州草原植被的平均高度为14.7cm,比2012年下降了1.3%,较2011年增长了17.6%;2013年全州草原盖度为96.3%,比2012年平均增长了0.8%,较2011年增长了4.3%;2013年全州草原鲜草产量5566.5kg/hm2,比2012年减少了4.13%,较2011年增长了16.6%。2014年全州天然草原平均产草量为5598kg/km2,几乎与2013年持平。据2014年年底调查统计,全州草原中度以上退化面积由217.33万hm2下降为162.47万hm2,下降了25.2%,其中中毒退化面积由81.33万hm2下降到52.67万hm2,下降了35.2%,中度退化面积由136万hm2下降到109.8万hm2,下降了19.2%。2014年,整个甘南州天然草原产量与2013年基本持平,全州累计核减牲畜136万个羊单位,占核减总量的100%。根据监测数据,2014年甘南州全州的草畜平衡状况具体如表3。据统计,2014年甘南州全州禁牧59.13万hm2,草畜平衡面积190.33万hm2。

3影响草原生态工程的困境

3.1草原畜牧业内部发展问题

甘南州虽然通过退牧还草政策和草原奖补政策工程取得一定的综合效益,包括对居住分散的牧户进行游牧民定居工程;对当地的牲畜品种进行了改良,如犏雌牛品种改良,藏羊品种改良(由于藏羊对当地草场破坏程度较大,当地与2000年统一更换品种为欧拉羊);对当地牧户提供生活、生产补贴,提供圈养,暖棚补贴,安装太阳能板等项目。但当地牧户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并没有改变,很多地区的牧户不愿接受外出务工,或者放牧之外的生计方式。且甘南地处高寒边缘地区,弄目录居住分散,草山面积广阔,自然灾害频发,很多地区的生态工程建设并不如意。

3.2草原生态工程的限制性因素

全区草原环境恶化问题依然严重,草原退化面积216.67万hm2,其中重度54.67万hm2、中度122万hm2、轻度40万hm2;草原鼠害和沙化草原缺乏持续连片治理。草产业发展非常落后。全州没有一处优质牧草良种繁育基地。优质草场种植分散,面积小,不能满足草原畜牧业产业发发展需求。

4草原生态工程发展对策

壮大提升草原特色产业,尤其是提升牦牛、犏雌牛、藏羊的繁育产业。通过大力调整、优化畜种畜群结构,着力提高牦牛、犏牛、藏羊三类繁育产业带的能繁母畜比例,努力降低全州非生产畜比例。加快草业饲料基地建设,加强天然草原生态环保建设,提升天然草原生产能力,治理毒害草原。加快良种繁育体系建设,进一步推动农牧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建设。甘南草原是我国重要的牧业基地,调整种养结构,改变当地牧民的传统意识,切实认识到草原生态保护的重要性,大力发展优质草场基地。因此,草原生态保护工程需长期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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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学研究论文范文第8篇

关键词:乡村民宿;室内设计;地域文化

引言

(一)文化的地域属性:地域文化展现了该地域内由劳动人民脑力和体力活动创造积累的具有地域特征,文化特征和历史特征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地域文化的内容包括该地区的历史建筑、文化图腾、工艺手法、社会习俗等,甚至是自然景观、自然资源。将地域文化融入到乡村民宿建筑设计之中,可以提高民宿建筑的感染力,也是提升乡村文化价值和塑造乡村形象的重要部分。地域文化本质来看还是属于自然环境特质,体现了人类和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地理环境的最重要特征是区域性的,文化也必然带有地域性色彩。文化的形式由于具有了复杂的地域性特征而逐渐丰富。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受到交通条件薄弱和潘属行政区相互独立等上层建筑因素的影响,结果导致各自地区都生成演变了独特的文化色彩,比如现在的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中心的中原文化、陕西地区的三秦文化、山西省的三晋文化、四川地区的巴蜀文化以及山东半岛的齐鲁文化等。地域文化在长期发展形成过程中对思维方式、生产活动以及生活习俗等方面都有深刻的影响。在设计的过程中,要将各类文化元素从当地的文化形式中提炼整理出来,选取最有鲜明特征的文化元素,再将元素应用在设计中。同时设计师还要理解大众审美和专业审美的距离所在的问题,最大程度地将文化符号通俗化。

(二)乡村民宿:乡村民宿建筑设计是一种具有商业属性和文化属性的项目类别。较为成熟的乡村民宿室内设计要同时兼备功能使用,文化气氛浓厚,地域性特征明显等代言词。在进行文化元素提炼时,应注意与当地自然的环境、生态景观以及生活习俗等文化资源相结合。乡村民宿通常都是遗存时间较长的古老建筑,建筑本身保留了浓厚的历史气息和时间韵味,所以对老旧建筑进行民宿改造时应该着眼于当地的自然环境和历史风貌,遵循因地制宜,因势而建的原则,切忌全盘更新,外部应最大可能保留建筑的原始表皮肌理,通过将老旧建筑的历史气息与现代化科技设施的时尚风貌相结合,为游客的居住感受增加精神享受特质与品味生活的味蕾。

一、民宿室内设计的现状

贝聿铭先生曾经讲建筑的历史根源比作树和土壤的辩证关系。民宿室内设计也是如此,他是建筑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为游客综合展示诸如自然景象、生态特征、地理条件、人文内涵等内容的乡村形象。目前我国一部分室内设计并未真正结合建筑特征和实际地域文化特点,而是对风格流行主义痴迷崇拜,这种缺乏个性的室内设计方法的流行主要源自以下四种原因。一是,现代室内氛围营造都是设计师根据甲方的需求力图主观上选择一种效果极佳的设计模板进行套用,于是出现了模板产品的频繁使用。二是,甲方的成本考虑使得设计顾首顾尾,成本预算会在时间把控,材料选择,造型制作等方面严重干扰设计项目的水准。三是,设计是一项充满创造力的工作,摆脱守旧的设计限制条件,追求如何发挥设计师的主观能动性才是设计师应该始终追求的工作境界。但是很多设计在开始时期都怕出现安全事故问题,造成施工难度偏大,导致材料运输难,这种避免革新代价的思维方式直接阻碍了现代室内设计创新的发展趋势。四是,乡村旅游业的发展虽然符合了众多旅客对于提升现代旅居空间精神水平的诉求,但是民宿客栈这一旅游产品由于受到不同的经营模式、设计理念、服务特色等原因,导致整体改造设计能力不一的问题,最终拉低了民宿客栈的整体质量。

二、乡村民宿地域性室内设计原则

(一)室内设计的创作以整个地域文化的自然属性为前提:室内设计是对建筑设计的二次深化美观设计。既然是建筑范畴,就必然具备建筑设计的地域性特征,地域文化特性在建筑设计中的体现不仅是文化元素符号的更迭,更重要的是要加强建筑符合该地域内的自然环境特质,建筑是用来使用的,所以首要原则是以不破坏自然环境为前提。这种整合使建筑与社会文化和生活方式相一致,增强了当地居民审美趣味的认同感以及环境的适应度。地域性的差异性促进了文化丰富性的发展,建筑文化应该选取重要性极高的自然特征,重点开发。例如福建永定的土楼,依山而建,保留了山地丘陵民居特征,又结合了中原合院建筑的特点,具有客家文化的显著特征;川西民居由于地势险要气候湿润,开敞自由的布局手法和轻盈精巧的木穿斗结构以及朴素淡雅的青瓦白墙体现了“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与环境观;山西传统民居普遍外墙较高,凸显防御风沙的作用,屋顶多采用单坡排水,且向院内倾斜,多为东西窄,南北长的矩形院子;藏族传统民居在设计建造时充分考虑到了气温低,风暴频率高,地震频繁等因素的同时,也采用开辟风门的手法减少风暴影响,用天井和天窗有效解决了气候、地理等自然环境不利因素对生产、生活的影响,达到通风、采暖的效果,同时地域文化受藏传佛教的影响,民居极具宗教色彩。

(二)室内设计的创新要表达地域文化的精神特征:当今旅游者对于出行住宿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不再仅满足标准化的服务和功能,而是更希望居住在体验感,居住感,文化感十足的场所。乡村民宿由于自身带有地域文化属性,民宿的设计俨然成为城市居民对于朴实文化追求的避难所。现代室内设计层次追求不应只满足标准化设计水品,也要达到精神文化的表达。民宿室内设计应该结合当地的乡土文化,并体现当地的文化特色,并更要作为对地域特色、人文情感的传递的载体。室内设计,最关键的部分就是一定的创新性以及新颖性,一旦室内设计没有突出体现这两部分的内容,而仅仅是模仿其他成熟优秀的设计风格,长此以往就会严重影响我国在室内设计方面的发展,民宿设计要通过对地域文化的研究来获得创作灵感,只有深刻理解地域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过程,理解人类文化和自然的互动关系,才能在室内设计的实践中诊释和弘扬地域文化。而在室内设计中贯穿地域文化的因素不仅符合当今时代对室内设计的要求,还可以把民族的鲜明特性和风土人情运用到室内设计中,体现了本地区对文化的大力发展,将地域文化和当代精神结合起来,未来设计行业发展的重点必然是具有极强地域文化属性的室内设计。室内设计通过在造型,表面色彩,形态比例,材料质感等方面的表达,并构建了与周围景观环境的共生关系,它的出现会成为景观环境和空间的亮点。精神属性是室内设计追求的最高层次需求,这种精神既可以是场所精神,也可以是民族精神,甚至是一种信仰精神。设计师要有一种地域文化梳理的能力,在做室内设计时,我们要考虑到如下问题(1)在什么地方,地域文化代表了什么样的地域精神。(2)地域精神用何种方式、方法融合到室内设计中。

三、地域性元素在乡村民宿室内设计中应用的方法

(一)地域文化中自然表象的挖掘应用:现代设计中一些优秀的作品会经常对地域文化的自然属性特征的深度挖掘,从而使人感受到场地中所隐含的精神特质。例如内蒙古拥有得天独厚的草原资源,草原特色地域文化逐渐演变为蒙古族文化的专有代言词。随着现代交通技术的发展,移动蒙古包的设计适应了新时代的旅游文化需求。草原上较大的昼夜温差使得设计师首先考虑蒙古包室内设计的保暖工作。詹布在蒙古包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使用作用与美观作用,五层的詹布足够抵御草原夜间的寒冷气温,在装饰元素上采纳了蒙古族的刺绣图案,同时蒙古包中的室内取暖设施主要是火烧炉,当地的牛粪的燃烧热量较高,被当作燃料使用,并且形成了一条可持续绿色的经济生产链。牧民们在高速发展的社会里也逐渐实现了定居生活,在这一过程中地域文化的自然属性与室内设计进行了充分融合。在进行民宿建筑设计时,自然特征的挖掘也可以用在空间布局的设计上,设计思路应该以挖掘当地的自然生态资源为主线,从水土情况,气候风貌,地质条件等方面入手。综上所述,民宿建筑设计要以以下三大原则为主,一,环境适应原则。二,人文环境匹配。三,地域性技术和材料相匹配。

(二)传统技术与新材料的结合:当前,随着高科技的进一步发展,新技术的衍生和新材料的开发,为现代室内设计提供了更多的素材选择范围,设计创新需要设计师突破传统材料的限制,同时为意境的创新营造寻找更多的素材。材料可以根据使用情况推陈出新,与现代科技结合衍生出新的含义,例如安徽铜陵山居作为一个改造项目,原址是一间破败的房子,改造的时候保留了之前的旧的砖瓦,例如民宿大门设计上,安徽特色拱门被当成当地的地域文化标志保留下来,象征着新旧转换的开端,建筑的中庭空间是整个设计的核心部分,承载了新旧空间的时间转化的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对新的建筑和装修材料的选择,按照地域文化情节来造空间,利用诸如材料、照明、颜色、光影等设计要素使现代室内设计融入地域文化的,例如以北京传统“四合院”为地域特征的前门长巷三条合院民宿改造建筑,是在保持原有建筑结构体系稳定的情况下,通过对集散功能,观赏功能和起居功能关系的调整、使用现代模块化家具、利用环保现代化材料与传统文化形式的融入的结合使用,营造了一种惬意的光影氛围和舒适的色彩对比效果,使小院儿最大化地延伸了人们休闲、洽谈、家庭旅游、朋友聚会等现代化使用属性。此外,传统材料如传统的瓦片、青砖、卵石和一些新材料现代的石材、不锈钢、玻璃、金属等结合使用,就会在触感、色彩、视觉冲击力等各方面形成我们所追求的对比和反差的效果。以“石头仓库”为基础建造而成的亚美尼亚的埃凡马拉克萨巴达饭店,采用了完整而坚固的石头承重结构,石材全部来源于附近小山的开采。这栋板石建筑外观呈现长条形,利用山型墙做剪力支撑,内部34间客房的简朴桌椅家具全部采用熟铁和本地玄武岩材料制成,精美的亚美尼亚地毯为硬装设计增添一丝暖意。游客在该酒店可以充分领略到当地亚美尼亚人对于石头的精雕细琢、铁艺产品的成熟冶炼和精美地毯的紧密编织的工匠精神,如图1。

(三)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随着科技的发展,科技产品的引入可以带来不错的观赏体验感,例如虚拟现实技术和全息投影。观众介入和参与是交互设计理念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这一点上与室内文化意境的形成不谋而合。乡村民宿室内设计中的氛围营造可以通过科技设施在灯光,气味,声音和温度等方面来实现。传统的服饰、技艺、节气活动、戏曲歌谣等技术环境和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可以通过虚拟现实表达。地域风俗特色只有让游客从设计的环节中参与到氛围营造,才能从中深刻感知到精神文化的熏陶与感染。交互装置艺术的创造通过调动观众的五感六觉来促使观众在其作品中从被动观赏转换成主动感受。虚拟技术作为人们生活趣味延伸的工具,所创造出来的趣味感受引发观众对地域历史的追忆,这种文化认同感可以在乡村民宿室内设计中带给人们独特的文化体验。

(四)传统园林造景手法的引用:古人对地域文化精神的向往与追求体现在传统园林建筑的营造手法上。追求自然山水格局的营造法式,这种空间形态的营造方法有借景、框景、对景、障景等。园林设计和室内设计同属建筑空间设计范畴,只是各自侧重方向不同。但是在造景上,古典园林的造景设计体现了对于地域文化意境的追求,例如在坐落于云南丽江的丽镘•神米吉酒店,设计初衷秉承了云南丽江的传统与现代、宁静与喧嚣混同并存的古城地域文化,原建筑通过改造设计蕴育出简雅精致的民宿产品。接待厅的几十根黑色钢板盒子成为视觉焦点,这些钢板对承重结构起到遮挡作用,整个空间的黑白颜色对比体现了传统园林对留白意境的追求,又可作为功能分区隔断,引导人进行一场时空的对话。这种最有人文属性的的造空间经典手法,是可以在室内设计中为设计师提供灵感来源服务的,更是当下室内设计师最需要向传统经典学习的法则,如图2。

结论

乡村地域文化展现了村落的地理自然属性、文化习俗属性与历史时间属性,是乡村发展过程中蕴含的独特印记。地域文化的引用可以更加合理地将室内设计所要体现出的思想理念展现出来,不仅满足大众对舒适安全度的要求,更能体现出室内设计独特的美感,使游客在居住的同时还能欣赏到当地的文化元素,满足了游客心理需求通过例如心境的压力释放,并且通过身体的舒缓与文化的享受等途径而得到。地域文化的难点也在于文化这一抽象物质如何给人带来具象体验;第二点,地域文化的引用设计符合当下生态旅游概念,无论是从环保绿色角度出发,还是从珂只需经济角度出发,其宗旨都是强调最大化减少对民宿酒店所在地生态环境的改造,因此未来室内设计的潮流思维必将是根基在地域文化基础之上的,具有强烈的文化归属感的设计项目才是值得宣扬的好产品。文章以民宿概念展开研究,通过设计原则的总结丰富了地域文化在室内设计中表达的设计方法,以期促进民宿空间为游客提供更好的居住体验,为后续文章的地域文化分析、文化符号提取和民宿酒店设计思路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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